—、资产阶级与政治近代化
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一阶级的主体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所谓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他们由于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观念的羁绊，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会引起动乱，危及其经济利益，因而在革命发展到高潮之前，资产阶级大多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为数甚少。他们赞同立宪派的主张，希望通过敦促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相比较，君主立宪无疑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应看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也属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范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支持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作用。
从资产阶级支持立宪的主观愿望，可以看出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华商联合会报》曾载文一一列举封建专制的弊端，并阐明这些弊端“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资产阶级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是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政治近代化与经济近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当然难以获致全面的理解，但他们从直观上意识到不实行立宪，民族工商业就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苏州商会的杭祖良和上海商会的沈缦云代表全国工商界呈递的敦请速开国会书，即曾说明国会召开与工商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洋货之输入，惟国会能设法以抵制之，外人之要求，惟国会能侍民气以抵御之。……国会不开，商困莫挽，则商情之涣，商业之衰，必视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势。”(《时报》1910年7月21日。)
资产阶级支持和参加立宪运动，还体现了较强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因此，敦促清廷速开国会以实行宪政，又是资产阶级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具体措施。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特殊历史条件下，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谘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疏远甚至反对变革封建制度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不过，资产阶级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许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武汉资产阶级在起义的次日即公开声明站在革命一边，向起义军提供财政援助，并组织商团协助军政府维持地方秩序。“阳夏战争”期间，武汉商团又协同起义军抗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经革命党人联络和争取，直接参加了起义，曾会同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为上海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之后，各业商人纷纷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商团则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
更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虽然只是鼓动和平独立，但对于壮大革命声威，加速清朝的灭亡同样产生了积极效果。上海独立后，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军数十人开赴苏州，苏州商团“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在资产阶级及各方面压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苏独立。10月底广州商界举行集会，认为“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页。)会后，推举代表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转达商界承认共和政府之决议，同时向革命党人“宣达”商界的政治态度。当日下午，商界各团体再次集会时，有人树起“广东独立”的白旗，许多商店也悬旗挂灯以示庆贺。最后，张鸣岐也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1月9日承认广东独立。
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这一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中，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即又表露出来。当袁世凯督率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与革命党人开始谈判时，曾公开支持革命的武汉资产阶级声称：“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1911年11月13日。)。专注于一时经济利益得失的资产阶级，显然已淡化了追求政治近代化的热情。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尽快实行统一，以便挽回战争造成的损失，为此不惜胁迫孙中山让位，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大肆绞杀革命力量，1913年3月更密谋刺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资产阶级唯恐战事又起，试图再次胁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向袁世凯妥协。6月，上海总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放弃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恳请袁世凯“率师讨贼，万勿再误时机，陷民水火”(《申报》1913年7月28日。)。同时，还秉承袁的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以“速平祸乱”，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
但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又与其政治代表站在了一起。其原因在于，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转而大肆敲诈盘剥工商业者，尤其是不顾全国舆论反对，一意孤行复辟帝制，引起资产阶级所担忧的时局动荡。因此，护国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积极予以支持，向护国军提供各种援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图赖在总统宝座上，资产阶级又相继通电逼袁退位。可以说，在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他们时而成为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时而又扮演了阻碍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反面角色。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素质与性格相吻合的。
二、资产阶级与经济近代化
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中国近代工业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而肇始，但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资。如果没有商股，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创办，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得以出现第一批工矿、交通、电讯企业，民间资本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者还开始兴办私营近代工矿企业。虽然处境极为艰难，但不少资产者坚持在逆境中奋斗，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断获得发展。到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包括制造业、矿业、铁路、航运业）已达到1．54亿余元，大大超过了包括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明显占居主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也日趋向近代化发展。清末，各地资产阶级主办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劝业奖进会如雨后春笋，层见迭出，使传统行会畏惧和限制竞争的习俗日见式微，劝奖竞争之风则日渐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准，江苏、上海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已粗具全国性商品博览会的规模，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前往南洋劝业会参观订购商品者达20余万人次，日本和美国实业界也闻讯先后派出代表团来南京参观考察。
不仅如此，清末的资产阶级还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参加了约20次国际商品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既是资产阶级从事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又是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一项有效措施。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是爆发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政府拒不废除已经到期的迫害华工禁约，并一再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苛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率先倡议“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同时，通电全国各埠商会，“祈传谕各商知之”(苏绍柄辑：《山钟集》，第28页。)。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一致表示“全体赞成”。甚至许多中小城镇的商人也闻风响应，表现出极大热情，使这场斗争很快从通商大埠扩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镇，达到前所未见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
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开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的当年和以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持续急剧下跌。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59页。)。美国在华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阅月。(《时报》1905年11月9日。)资产阶级当中一些有识之士则借此时机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时报》1905年8月4日。)如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棉纺、面粉等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划分势力范围，大规模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无数利权旁落外人之手，不仅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四川》第3号。)于是，为维护利权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协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能否发展的关键，因而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首开其端。自1904年起，许多省份的资产阶级相继自筹股份，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自建铁路以保利权。同时，通过不断斗争先后收回被帝国主义强行攫取的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对商办铁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为了获得列强的贷款以解救其财政危机，清政府又不惜出卖路权，要求商办铁路公司借债筑路，为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大开方便之门。此后，许多地区的收回路权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清朝出卖路权，拒绝奴役性借款，坚持商办铁路的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进一步激化成为导发武昌起义的铁路风潮。
收回矿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山西，资产阶级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国侵略者夺取的诸多矿权。安徽绅商经过力争，也收回了铜官山矿权。此外，四川、山东、黑龙江等省的资产阶级都在收回本省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尽管资产阶级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曾表现出软弱、动摇乃至妥协等等弱点，但以其为主导开展的这场运动，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如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铁路的侵略行径。虽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争，如收回苏杭甬路和津镇路的斗争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复失（如粤汉路），但整个运动却直接导致了全国十数省商办铁路公司的成立，扩大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形成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矿权方面，1907至1911年中国先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9个重要矿产的开采权，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为民族资本主义矿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回利权运动还促使爱国的工商业者更加关心国家的兴衰，纷纷起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维护利权，从而带动了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即比较重视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象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发展，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他们深感“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尽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识之弊，于商务前途关系诚非浅鲜。”(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8卷，第66页。)此外，他们还将发展新式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要使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从自身利益和国家盛衰两方面认识到发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这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础。
对于发展新式近代教育，当时的资产阶级还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30页。)因此，新成立的商会等资产阶级社团，即将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表示，凡有发起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新式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务总会特别强调，商学不讲，致遇事牵掣，亟宜妥筹经费，创办商务学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伊始，也表示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振兴商业。
不久之后，还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例如杭州的商学公会，“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为“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该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包括：一、研究商学、商法，讲求专门商学；二、编辑商务杂志；三、延聘精于商学、商法及专门科学之人员讲学，设立商业学校；四、联络各处商会，以交换智识，互相商榷(《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8页。)。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为宗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7页。)。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著名资本家张謇任会长，苏州绅商王同愈任副会长。该会比较注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同时也努力“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此外还“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类新式学校均重视体育，并办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预备地方自治”。
苏州资产阶级于1905年成立了学务公所，其职责和具体活动为：“甲、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乙、管理宾兴、公车、紫正书院及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丙、养成教员、管理员；丁、推广小学；戊、注重实业教育，提倡军人资格。”(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21页。)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理学务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员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1907年，因学务公所改为学务总汇处，苏州绅商又联合学界人士创设教育会，作为参与领导和管理苏州地方学务的民间团体。该会“注重义务教育，推广城乡各处初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并“劝办简易识字学塾，冀使识字人数日多，藉速宪政之进行”。另还“开法政、警察等研究会，养成城镇乡举办自治人才”。在提倡实业教育方面，进一步“劝令各学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农工商等科，以期养成人生必须之智识技艺”(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9页。)。
上海的学务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参与创立的教育团体。该公所的发起者系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还担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其后，他又发起成立教育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会与沪学会合并，联合各学董、各学校校长共同组成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海南园民国七年刻本。)。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
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商部批示：“我中国商务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无人才，而其故由于无学堂以为储才之地。今该商等拟就纱缎一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且足为各业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许。”(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109页；第93卷。)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认为“近数十年来，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业之所以不竞，实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3卷，第53页。)，也呈请农工商部准允创立了初等小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