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个文化领域、部门的“革命”，梁启超的具体贡献也是不小的(关于梁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拙著《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对于他的这些贡献，人们曾作了高度评价。“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健将之一钱玄同曾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诗，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其实，今天我们不仅在论及文学革命时要“数及梁先生”，而且在论及道德、哲学、史学、教育各领域的“革命”时，也当“数及梁先生”，不可忘记他的贡献。
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使中国文化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化思想体系，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革，它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一步，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面进程。而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变革、斗争中，梁启超的贡献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
但是，梁启超所坚持、提倡的某些基本主张，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有消极影响。它所造成的后果，同样也不容忽视。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也为我们今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梁启超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这种社会学学说把人类社会简单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学说，梁启超断言，中国人民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侯，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因此，中国人民不要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不广“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新，自觉作一个新民。他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自从接受社会有机体说后，梁启超始终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依据这一理论，他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近代化，这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矛头所向的根本问题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严重的。历史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陷入苦难、危亡的根源，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素质低下的根源。要想拯救振兴中国，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就必须奋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对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这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任务和根本途径。而梁启超却把中国人的诸种弱点缺陷看作是因，而把专制制度、专制政府及其罪恶看作是果。由于因果倒置，他一再要求人民把矛头指向自身，把人民的自新看作是根本途径，这势必要引导人们忽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客观上无疑起了保护清朝反动政府的作用。
如何使中国人民得以成为“新民”呢？梁启超又把这一责任交给清朝政府，指望由它实行“开明专制”来陶冶人民，提高人民素质。他说，“开明专制行得一分，则国民实力增得一分”，因此，“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他一再强调，由专制走向民主、由野蛮落后走向近代化，“开明专制”乃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想避免它就如同“与未列伍之卒谈兵，集不学操缦之人使之顾曲”(《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是根本不可能的。像中国这样的“国民幼稚之国”尤需经过开明专制阶段，而且，其时间将是较长的。从梁启超1906年发表《开明专制论》起，直到他“五四”后逐渐退出政界，要求开明专制乃是他的基本政治主张。起先，他是指望由清朝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辛亥革命后，他又先后指望袁世凯、段祺瑞实行开明专制。显然，他所设计的实现人的近代化，进而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具体方法、途径是错误的。而且，由于他所寄以希望的统治者（清政府、袁世凯、段祺瑞）都不开明，也不可能开明，因此，在实际当中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专制。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近代化无疑起了阻碍作用。
在实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梁启超强调观念变革、文化革新和重建的重要，这曾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梁启超重视思想观念变革的理论基点却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决定论。这种意识决定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曾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哲学上，梁启超是一位极端的主观唯心论者，他的基本哲学命题是所谓“境者心造”。他宣称：“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余之死生观》，《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这种主观唯心论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就势必要颠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意识决定论曾受到许多人的拥护，影响颇大。所谓“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第1期。)，“思想言论也，即为其事、其物之母”(《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等等一类言论，不论在改良派还是在革命派的报刊上，我们都能经常见到。它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而看不到意识乃是存在的反映，简单以为只要树立某种思想，即可造成某种事实，一旦中国人思想观念更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即告完成。在其影响下，当时一批资产阶级新学家只在文化思想领域转圈子，只重文化思想观念变革，而忽视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根本改造的工作。
这种意识决定论又表现为文化决定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新学家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文化问题，把文化革新（甚至某一文化领域、部门的革新）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以为只要从这里下手，即可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中国的社会变革、民族振兴即能迎刃而解。比如，当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时宣称，当时中国要想“改良群治”，要想“新民”，都“必自小说界革命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当他发动“史界革命”时又说：“鸣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不只是梁启超，许多“文化革命”的参加者也都抱有这样的看法，所谓“欲救国，欲改良社会，必自××革命始”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这既反映了他们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他们对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肤浅。他们不懂得，旧文化、旧观念乃是封建经济、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物；新文化、新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乃是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的根本。不对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作根本改造，中国就无法走向近代化，而且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也是难以生根的。全面地看，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设计，存在着重思想文化的革新而轻社会经济结构改造的倾向，其导向是有差误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在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拼命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便鲜明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难以完全割断同封建主义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他对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是有保留的，也就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设计不可能完全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