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以“五四”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一时期，而在后一时期，他已逐渐丧失了“领风骚”的地位。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评介他在前一时期的影响。
一
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之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仅靠军事装备、工艺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所以破产，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因为遗其本，果“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因此，他把“倡民权”列为《清议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对此，他是十分坚定而坚决的。诚然，把政治民主化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最早并非由梁启超提出，但是，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兴民权”的口号，并为之呐喊鼓动，就使这一主张为更多人接受，并为之而斗争。
为了兴民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民权，障碍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障碍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民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在那等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之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侯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于是，在一系列论著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这对扫除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障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破是为了立。梁启超所以大张挞伐地批判奴隶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树立崭新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臣民变为国民。国民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并不在梁的论著中。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之前，即已有人（如康有为）偶尔使用国民一词（参见《保国会章程》、《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文）但大量使用国民一词，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并为国民下明确定义的则是梁启超。1899年10月，他首次为国民作了如下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以今人标准评判，梁启超的上述定义显然未必精当。但是，他突出强调了国民是国家主人，主权在民，这就抓住了国民观念的核心。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国民一词迅速为新学家们普遍使用，它逐渐取代臣民一词，成为表述人民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新概念。变奴隶为国民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它曾激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对此，梁启超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1902年，梁启超又给国民作了另一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显然，这一定义乃是对前一定义的必要补充。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而后一定义更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应具的资格、条件。由于梁启超的提倡，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国民问题讨论热。但是，在当时，多数新学家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呼吁变奴隶为国民。而梁启超认为，说明这一区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自觉地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使自己养成国民资格。在他看来，所谓“能自布政治”，主要是自治力；养成自治力乃是享受民权、平等、自由的前提，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梁启超对国民资格、能力的重视和强调使当时国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从兴民权到清算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这就为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了具体的规划设计。而且，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为当时多数新学家所接受，成为20世纪初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二
所谓政治民主化，所追求的是中国人的解放。十分可贵的是，梁启超对人的解放作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说明。他认为，人的解放不能等待统治者的恩赐，首先必须通过斗争。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他提出了权利由斗争而得、靠斗争捍卫的思想。他说：“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权利如不经过斗争而得，则“如飞鸿之遗雏，猛鹯狡狐或得而攫之”，是不可靠的；只有“熏浴于血风肉雨而来”的权利，才是可靠的(《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一可贵思想同他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显然是抵触的，它对激励中国人为求得民权而奋起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而他又指出，人的解放的过程不仅是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提高、改造、重塑的过程。不经过一番自我改造、重新塑造，人是无法真正解放的。所谓人的重塑是人的近代化。在他看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人民德、智、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亦即人的近代化，乃是国家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基础。离开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其它方面的近代化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他又大力呼吁、提倡人的近代化。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亦即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前提。在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新民说》，要求人民自觉地自新，作一个新民。呼吁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
梁启超认为，人的重塑乃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为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梁启超除正面宣传人的近代化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又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种种弱点、缺陷。他说，中国人“其缺点多矣”，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等等。他所以作如此全面、无情的揭露，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确自新、重塑的方向，以期“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成为一代新人。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呼吁、提倡，对“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剖析受到许多新学家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新民丛报》创刊、《新民说》发表起，梁启超对人的近代化，通常是用“新民”来表述的。所谓新民，大而言之有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要求。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种新道德便是“利群”主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梁启超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但是，他又指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一旦离开群体，“此身将不可—日立于天地。”因此，人们又应树立群体意识、利群观念。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提倡合群、利群就更为重要。为树立利群观念，他把利群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严厉谴责了“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他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公德乃是新道德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重要标志。固然，梁启超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来说明、处理公私、群己、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利己才是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他提倡的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但是，在宣传“合理利己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公益、他人的疾苦。这些对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等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他又以极富感情的文字，大力提倡培养自尊、自强、自治、奋发、进取、坚毅、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这些曾给当时的一代青年以巨大的感染和激励，对振奋民族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新民的政治要求，是塑造新型的国民。他认为，新国民的塑造，当从培养人民的“政治思想”（即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两方面下手，而后者任务更为艰巨。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重视国民能力、国民资格的培养。此外，他还认为，作为20世纪的一代新民，尚需养成“尚武之精神”、健壮的体魄，具有“军国民之资格”。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它乃是欧美日本富强之源，而“不武”则为“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因此，今日讲“新民之道”，就必须改变中国人长期来“以文弱为美称”的谬见，“练其筋骨，习于勇力”，使人民有“健康强固之体魄”，成为军国民(《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梁启超的这一主张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逐步展开，政治民主化要求的提出，加之“社会有机体说”的传入，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新学家们的关注。而对此最为重视，论述最多，宣传最力，并作了较为具体规划的是梁启超。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对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化作更深层次的思考，重视近代化的基础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中国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近代化进程的渐次展开，一些新学家渐渐懂得，社会变革和近代化乃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同步进行。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同新经济、政治是不适应的，它明显阻碍了社会变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就必须清理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设一种与新经济、政治、新的时代潮流、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在这场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中，以口号形式提出的有“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和“文学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即批儒反孔）。虽未以口号提出，但影响巨大的尚有哲学变革和教育改革。所谓文化革命，它乃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梁启超则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动者。
对于文化革新对社会变革、文化近代化对社会近代化的关系和作用、影响，梁启超有比较自觉的认识。通过观察西方近代的大变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因此，中国的革新“必自学始”(《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基于此，他对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是高度重视的。正是他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1899年）、“小说界革命”（1902年）、“道德革命”（1902年）、“史界革命”（1902年）的口号，并积极参与了哲学变革、教育改革和批儒批孔的斗争。由于他的呼吁、倡导，并提供必要的阵地，“文化革命”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