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历史积极推动和变革的思想行为中，包涵着对近代化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其一是对近代化积极认同的倾向包括新的工具理性、经世思想的滥觞，具体的近代化目标的制定，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热切的向往，对发展新兴经济、新式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官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批判。通过这些活动，知识阶层构造了一个朦胧的、初具形态的近代化模式，从其中特别指出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体制与发展近代化经济的重要性来看，这个模式是完整的，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都是构造与物化这个思想模式的具体的历史行为。在这个选择的支配下，通过各个阶层的努力，传统社会向着近代化迈出可喜的、实质性的步子，例如政治体制上工、商、邮电各部以及地方谘议局的建立，经济上造船、煤矿、航运等新兴实业的发展，教育上科举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兴办以及大量留学生出国等等。由于中央政府的衰败，总体的规划陷于瘫痪，这些进步由关心近代化的政府官僚促成、先进的知识阶层围绕着这些官僚，为这些进步付出了艰难的努力。其二是对近代化超越性的否定，它包括在传统价值理性、批判意识支配下，在价值层面上对近代化的怀疑和指责；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对自身无知、落后的自信，对欧美先进文化的敌视以及各种乌托邦理想对近代化的干扰。持这种想法的人渴望传统社会的变革。但对近代化却充满怀疑。作为种个人的观点，它表现为对人类道德和生命价值的关怀；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认为近代化并不是人类完美的社会，它的唯物质主义、阶级压迫、对外侵略等特征是丑陋的，不符合人类天性，他们想绕开近代化，达到一个超越近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吸收近代化的许多优点，同时必须避免近代化的缺点。如果说在近代史的早期，在冯桂芬、郑观应那里，一种理智的、现实的、对近代化的热切的追求占上风的话，那么经过自强、洋务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知识阶层中浪漫的、非理性的、超越近代化的要求日益上升。同早期知识阶层的选择相比，在对近代化超越性的选择那里，完全缺乏对近代化及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没有提出过实现近代化的切实可行的、远近结合的步骤，但这种超越性的选择却明显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感性认识和情绪。从当时留日学生激进的思想行为中，从革命派知识分子战胜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未来社会历史的选择这一问题上，知识阶层已经以价值的选择代替了现实的、功利的选择；以个人的超越的要求代替了民族的社会的要求，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追求：富国的要求，强兵的要求，兴办近代工业、学校的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要求以及改革关税贸易制度、建立近代集权国家政体的要求，一概被遗弃，代之以笼统的排满和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排满”成功，知识阶层立刻失去领导历史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迫退居于宁静的书斋研究古书、古文字此时的历史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军阀、党棍、政客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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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晚清知识阶层对近代化双重的包含深刻内在矛盾的选择，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呢？
首先，这种选择使近代中国在应付剧变的国际形势时反应迟缓，缺乏主动的应变能力与积极的进取精神。作为领导和推动近代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知识阶层始终未能作出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优越于传统的判断，未能超越中西文化的差别，在涵盖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文化观念。即使认识最深刻者如严复，也仅停留在两种文化的简单对比上。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的对外开放及向近代化的迈进，一直是在西方国家步步进逼的形势下“逼”出来的，知识阶层表面上激烈地要求变革，其内在中却为这种变革感到愤慨、急躁、焦虑，在感叹和呼吁中，为“变”和“不变”的选择伤透了脑筋，除此之外，很少有人致力于对近代化的实质性的努力，在近代历史的晚期．知识阶层干脆放弃了对近代化的关注，而致力于意识形态的纷争。这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狂热地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排除晚清历史社会结构的松散，政府官僚特别是身居高位的满族亲贵的愚昧颟顸等因素，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化双重的选择乃是中国近代历史遭受一系列挫折、变革迟缓的重要原因。
其次，近代知识阶层的选择，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进程。单就现代化这一历史目标来说，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程中，对此的认识仍然充满矛盾：一方面渴望现代化，另一方面对现代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同的是，这种批判不再指向现代化本身，而是指向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和途径，即：一方面认为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目标，另一方面又把现代化放在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等等理想的背景下。对现代化的这种选择使中国无法走英、美的道路，也无法走德、日的道路。清王朝结束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泛起的大小势力，大都成为这种选择的牺牲品。原因在于，无论袁世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他们都把对现代化的推进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化带有王朝复辟、法西斯的性质，一旦这种性质暴露，这些政权就很快被历史遗弃。同时，这种选择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使本世纪之初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把现代化纳入到社会主义目标之下，从而开创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样，近代知识阶层的作为不仅仅是一种失败的选择，作为历史的潜流和暗示，与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