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近代这一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选择的承担者是哪一社会力量？为此我们要细细解剖晚清各个政治群体。
先看士绅阶层。士绅在中国封建社会曾长期充当联系统治者与下层农民的中间环节。科举取士之后，士绅又是统治集团政治力量产生的源泉，最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具体到清末这一段历史，士绅阶层有下列几个特征：其一，由于明末江南士绅极力与清统治者为敌，清建立全国政权后，长期执行严厉打击士绅的政策，自顺治之始，清统治者不断制造政治理由，动辄屠杀士人，大大抑制了士绅的政治地位，造成士绅与统治者的疏离。其次，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最终目标指向清统治者，而直接打击对象却是士绅阶层。虽然地主士绅在曾国藩、李鸿章领导下，组织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对抗，努力保存自身，但太平天国持续十几年，所到之处无疑极大削弱了士绅的力量，由于这些历史因素，清末的士绅阶层与历史上的其它王朝相比，处于前所未有的萎缩地位，面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挑战，既无心也无力作出反应。
另一个社会力量是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由满汉共同组成的、作为政治决策力量的高级官员。他们中间曾经出现过几个匡时济世的有力人物，如对外的林则徐、对内部曾国藩等，但这是统治集团中的极少数。由于封建政治结构的腐败，特别是作为封建政治支柱的专制、八股、祖训在清代被推向极端，对封建政治官僚的思想起了极大的禁锢作用，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政治群体，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完全没有积极的回应能力，种种愚俗陋见，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个有利的选择时机，最终被拖进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以上两种传统力量没落之际，新兴的工商阶层尚未充分发展。虽然经过通商、自强、洋务等内外因素的刺激，新兴经济也仅在沿海几个通商口岸有所萌芽，广大内地并没有改变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性质。经济力量的薄弱使新兴的工商阶层无法孕育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虽然辛亥革命时以张謇为首的江浙工商阶层对时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发展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法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掠视，我们可以引出下面的一个结论，即晚清历史是一个“政治真空”时期，个别人物固然无法挽救这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社会阶层也无法收拾这一残山败水。实际上，从被迫对外开放到近代历史的结束，古老庞大的帝国是凭其剩余的惯性，保守地延缓其统治时间。但是，这种“政治真空”却为知识阶层的勃兴提供了极好时机。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无论其自身有多少弱点，无论在封建政治结构中地位如何卑微，每遇历史的转换，总以悲剧的角色，自觉承担历史的使命。相比之下，在近代这一时期，他们作出的贡献最大，付出的牺牲最多，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因此，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对近代化的选择，无疑应以知识阶层的政治表演为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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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化这一历史的最终目的作为参照，检讨近代历史的基本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知识阶层作为晚清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思想上行为上有下列特征。
1.思维方式：价值理性多于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特定的价值，而不计实现这一目标应有的条件和手段的思维方式：所谓工具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现实的功利，同时考虑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条件、效率等因素。在马克斯·维贝尔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是工具理性的直接结果，尽管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许多思想潮流，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但与近代化有直接关联的则只有工具理性。而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价值理性，作为在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之后转换为批判现代化的思想根源。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多信奉儒学，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既包含价值理性也包含工具理性。历史上价值理性曾塑造出许多有光彩的道德人格典范，而工具理性则使知识阶层在现实社会多有作为。
虽然近代知识阶层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同，但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仍然把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手段和精神动力。在传统工具理性驱使下，他们很快认识到富国与强兵乃是现实当务之急，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还为传统的礼仪文化自豪，企图以此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抗的时候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宣扬自强、改制的迫切性。在知识阶层的推动下，社会思潮逐渐转移到现实的、功利的追求上，开始自强、洋务、维新变法的历史活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价值理性也在知识阶层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就是，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冲击，在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潮流中，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竭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的地位，随着自身知识结构的变换，不断重新阐发传统文化的意义，使传统文化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亲和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知识阶层中引导出对立的思想行为：关心文化者，对近代化的变革产生抵制；关心近代化者，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不适应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但引起知识阶层的也使每个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内在的紧张，形成如列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甚至近代历史结束后，这个冲突也没有解决。
2．奋斗目标：大同理想高于近代化目标。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变化，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由最初的“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这些对近代化社会的对抗性认识，转变为提倡洋务，宣扬维新，达到对近代化社会的认同，到戊戌变法时，知识阶层已经获得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近代化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化约为国家政体、法律、教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的思想和纲领却成为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无论晚清政府的改革还是袁世凯的新政，都包含了对维新变法的具体贯彻。
但是，具体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识阶层中却遇到另一个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扰。近代知识阶层的领袖康有为最珍惜最引为自豪的创造并不是他领导的维新变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今天人们都承认《大同书》有丰富的启蒙思想与反封建意识，和康有为维新变法有积极的关联，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大同书》中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与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选择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大同理想对人类终极的、乌托邦社会的肯定和向往，实质上包含着对现实的近代化目标超越性的否定。它通过对空想的绝对东面的肯定而形成对现实的相对东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孔子改制观念受到知识阶层中保守派的激烈攻击，而《大同书》尽管“秘不示人”却畅通无阻地传播，这无形中更阻碍了对近代化目标的努力。
⒊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的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近代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引进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一点，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当时知识阶层并没有明确宣布，但从他们对欧洲社会制度各种极其向往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先进的知识阶层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致的选择。
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一方面在现实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对其有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人文主义的教养，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如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诗人黄遵宪在美国任领事首尾时，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进步，也注意到种族歧视、政风污浊和党派斗争的暴乱，这使他由对民主的乐观希望变为失望。事实上，不仅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领袖都经历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晚清知识阶层一个普遍特征是，当他们最初进行中西比较时，对西方社会制度极其向往，由此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动力；当他们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时，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怀疑中国现实改革及近代化。这种认识的深刻，反面引起行为保守消极以及对中国变革的期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的对照，很深刻地表现出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化选择的矛盾。
⒋思想成份：经世思想与个人超越思想同时膨胀。近代知识阶层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除传统文化儒、释、道、法、墨诸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极大活力外，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也深入到知识阶层之中。如达尔文主义之于严复，无政府主义之于刘师培，叔本华思想之于王国维、章炳麟，基督教之于康有为、谭嗣同。各种中外文化意识的揉合，经过知识阶层自我意识的转换，被还原为两种基本思想：其一是经世思想，其二是个人超越思。
前者表现为对国家富强的强烈要求，后者表现为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和道德的意义的探索；前者使知识阶层关心近代化、对近代化产生具体切实的推动力，后者则使知识阶层对一切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逃避和懈怠。有意味的是，在近代早期，当知识阶层对社会的作用尚不显著时，经世思想是其主要观念；随着知识阶层作用的增强，超越的、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态度越来越显著，以至使知识阶层终于放弃了对现实的直接关注，而专力思考文化和价值问题。
⒌行为类型：社会批判多于社会建设。近代知识阶层对社会的推动，主要方式是鼓吹新的文化思想观念，无论是维新派知识分子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开创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知识天地，批判旧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其激进的社会活动主要表现为文化观念上的批判行为。这不仅掩盖了晚清历史许多具体切实的社会进步，也同促进这些进步的社会力量（主要成份是政府官僚和地方士绅）发生冲突。知识阶层不仅攻击保守腐败的政府和观念，也攻击那些谨慎而具有实干能力的现实改革者。后者企图在现有的社会秩序、观念系统之内引进近代化的诸因素，他们改造军队、兴办工厂、修铁路、办报纸、建学校，为知识阶层的活动提供经费，但作为社会变革中坚力量的知识阶层拒不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拒不承认建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乃是近代化的根本内容，反视其为改革的阻力。由于批判和建设的对立、知识阶层的社会批判成为一种超前行为，不可能创造现实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