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三类政党，三种国家，三种社会制度”。他们认为社会党执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丹麦、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叫做共产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则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据我个人研究，当今世界的确是三大政治思潮，即为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当今世界上的社会制度则只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还没有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模式在西方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在探索当中。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瑞典国家94％的生产资料还集中在一百家大资本家手中，十七个大财团还支配着瑞典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则只占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见瑞典还是私人资本占有优势，占有统治地位，因此很难说瑞典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念，我们过去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然而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局部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发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当今尽管还有垄断经济的成分，但是竞争超越了垄断，当今我们不宜再用垄断或竞争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应从社会整体的变化来透析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了；第二，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增加。我用21个字来界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用这个定义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民主党通过高额税收的办法把社会化劳动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用于全民福利。瑞典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于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在二战后初期为1：1，20世纪60年代为2：1，70年代为3：1，80年代为2：1，有些年头甚至超过4：1。可见瑞典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可以说当今瑞典是一个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没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如美国）也有高度的社会化和有所增长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国家也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是曾经发生剧变的原苏东国家，尽管他们都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福利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这些国家也是属于社会资本主义国家。[1]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再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也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是资本社会主义。我们是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我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西方是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以资本主义为主体，我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从当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六、借鉴民主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有其共同点，即两者都讲求民主。尽管我们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轨到混合所有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今天仍然存在着阻碍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瓶颈，那就是我们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缺少社会主义自由。谢韬同志的文章之所以能得到众人的赞赏，就是因为众人迫切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刻不容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方面，我们不但要勇于改革自我，而且也要善于借鉴别人，民主社会主义就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比如，就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党代会没有5年召开一次的：有的是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像英国工党和比利时社会党，实行的就是年会制度；德国社会民主党每2年召开一次；法国社会党每3年召开一次；丹麦社会民主党每4年召开一次。相比之下我们党每5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就显得相隔太长了，这必然使得党内民主受到很大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党在八大时已规定实行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但是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到1969年九大时，改变为5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但是改革开放近30年，极左路线的一些东西仍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改变，这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今天要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周密、更深刻。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观、价值观、党的建设和奋斗目标等方面都超过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既饱含科学，又富有民主。科学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能百花争妍，繁荣世界；民主必须以科学为指导，才能硕果满园，造福人群。但是在实践中以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既缺少科学，又缺少民主，以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显示出来，而且还蒙受重大灾难。当前我们正在改革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难题。如果在我国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平等竞争的民主，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乱，那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大受干扰，甚至可能葬送中国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仍然应该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同志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应该把前半句话颠倒过来，修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很空洞，很抽象，其实社会主义民主很充实，很具体。在我最近出版的文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中，我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主要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际民主。以下择要简述。
第一，党内民主。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核心机构，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写法历来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历史上，我们党先后总共制定过16个党章，在这些党章上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领导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有两个，这是不准确、不科学的。1956年，我们党章又规定：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按照这个规定进一步推论，中央政治局闭会期间，则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执行其职权，这样势必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容易形成寡头专断。因此，要想实现党内民主，首先要修改党章，明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次，要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必须实行党代会的年会制度，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每年都要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1956年毛泽东曾经提议党代会不仅要实行年会制度，而且要实行常任制度，这本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然而后来没有得以实现。如果我们能在十七大上修改党章，实现党代会的年会制和常任制，那么在党内民主方面我们就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第二，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是实行民主选举。尽管出于国情考虑，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采取多党平等竞争的选举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先采取推荐两名以上共产党员进行差额竞选的方式，即候选人都是共产党人，这样无论谁当选，都不会丧失党的领导权。只有实行了民主选举，废除领导任命制，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跑官买官以及其他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民主选举是制止腐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宝。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先从乡镇基层做起，再推广到县、市、省以至中央级；可以先在一些大城市试点，才推广到全国。这样从局部试点着手，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就不至于失控、出乱子。
第三，党际民主。要想抵制西方平等竞争的多党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终究敌不过西方多党制和平演变的攻势，也不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这已经被苏联东欧各国的剧变反复验证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一步发展了，西方的多党制在我国才会丧失市场，削弱影响。当今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方面还是发挥一定作用的，但是所起的作用还很不够，民主党派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正部长者达15位，改革开放近30年了，直到最近才任命了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部长。这是良好的新开端。民主党派的队伍要进一步壮大。中共拥有7千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才有60多万人。队伍这么小是很难发挥更大的参政议政作用的。
总之，我们要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善于借鉴并联合民主社会主义，这样才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只有大力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有效抵制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进一步扩散。前面我在论述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共产党普遍社会民主党化时，曾经引述陆游的两句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以说明如果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不能让人民大众真正享有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渴望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群众只好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从社会党那里另求出路。如果我们能真正改革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建设成功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岂不是“山穷水复闯新路，柳暗花明在本村” 吗？那就不会有人投向民主社会主义了。如果我们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迈不出大步，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势必会在我国进一步泛滥。对待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仅仅口诛笔伐就能消除其影响的，这一点已经为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固守党和国家过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一再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拒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无法根除党政官员的腐败，无法理顺各种社会矛盾，无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甚至可能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忧国忧民之心，忧党忧社之情，敬请垂察。
也许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逐步富强起来，不存在亡国的危险，我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是否过分夸张，无的放矢。我在之前已经说明，我之所以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是针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提法，也是针对我国当前因社会主义民主较为欠缺而造成社会潜在危机重重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讲过：“还在1937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到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毛主席这两句经典名言都是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科学论断，前一句指明中国只有完成民主革命、建立新民主共和国才能得救，后一句表明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得救。但是由于深受苏联过度集权模式和我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传统势力的影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太慢太少，所以当今只有大力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冲出堵塞的瓶颈，使社会主义改革的全局满盘皆活，协调发展，摆脱当前的困境，消弭潜在的危机，达到长治久安的和谐胜境。
注释：[1]关于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的论述，详见拙文《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类国家的思考》，刊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本文已收入高放文集之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和《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