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附带讲述西方社会党在中国的影响和命运。江亢虎（1883－1954）于1912年建立了中国社会党，鼓吹“遗产归公、地税归公”。1913年即被大军阀袁世凯下命解散。1924年重建中国社会党，翌年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投靠军阀吴佩孚，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该党又被迫解散。1939年他又打出中国社会党的旗号，投靠汪伪汉奸政府，任考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受到惩处，病死狱中。此外，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924年在巴黎成立中国社会民主党，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建立支部，开展活动，鼓吹民主革命，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1943年后因内部矛盾和受国民党政府高压自行解散。1934年，张君劢等人建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到1940年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追随国民党反共，随后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由于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穷国，阶级矛盾尖锐，缺少改良主义土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节节开展，所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小党接二连三败亡。我们党由于受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中央苏区也发生误杀社会民主党的错误。1931年初，在闽西根据地，纪念李卜克内西、列宁、卢森堡大会上有战士呼喊社会民主党万岁口号，致使领导机关误以为在苏区确有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结果误杀许多好同志。
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和社会党双方互相攻击，都认为对方背叛了工人阶级：共产党把社会党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认为社会党是共产党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绊脚石和障碍物，强调科学社会主义要想在世界上取得胜利，就必须把社会党统统铲除掉，因而共产党对社会党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而社会党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无法实现，共产党搞的是极左路线和极权主义统治，消灭民主自由，实行恐怖统治与平均主义，因此社会党提出要“消灭苏维埃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总之，在第一阶段，共产党与社会党、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处于对抗状态，互相谴责，双方都想吃掉、消灭对方。其结果起初是两败俱伤（值得注意的是，法共与法国社会党曾于1934－1935年间一度合作，但是未能坚持下去），为德意等国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创造条件，然后双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镇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二战后初期双方有过短暂的合作，随着冷战开始，双方又激烈对抗；最终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大胜，社会党遭受严重挫折，其主要标志是东欧八国由共产党取得政权，而其中六国的社会党均被合并到共产党中去了。
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的第二阶段：社会党反败为胜，共产党大受挫折
从194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到1991年苏联剧变，这四十多年间这两类社会主义政党、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继续对峙、对立、对抗。这个阶段，共产党从大起转为大落。从数量上看，共产党由原来的80个发展到150个左右，党员人数由2000多万发展到9000万之多，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3国增加到了16个国家（后来新增加的3个国家是1959年建国的古巴、1975年建国的柬埔寨和老挝）。然而这时共产党执政国家内部及其彼此关系已出现很多问题：在苏联共产党控制下的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于1948－1949年错误地批判和开除了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推行的是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并且在东欧各国大抓所谓的铁托分子，从而引起了各国党内的混乱，1956年共产党情报局被迫解散；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错误后，苏联、东欧和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都产生动荡，甚至激烈斗争；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的总路线问题，开展了大论战，造成了中苏两党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共运的分裂；中国1966－1976年间的十年“文革”更加深了国际共运的分裂；更为严重的是从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东欧8国加上苏联、蒙古、柬埔寨总共11国）。总之，这一阶段起初表面上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继续获得大胜，然而最终却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相比之下，社会党在这个阶段得到了稳步、快速的发展。社会党于1951年建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它取代了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为各国社会党的国际组织，通常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到1991年已经召开了18次代表大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国社会党之间的方针政策，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这个时期的社会党已经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到1991年社会党已经达到了151个，党员总数有2500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执政，而且是较为长期的连续执政，并且成效显著。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总共执政60多年，在它执政期间，没有像苏联那样急于实现公有制，而是通过高额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加强第二次分配的调整，逐步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一次分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第二次分配即是把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以高额税收的方式重新索取回来由国家重新进行分配，使之又重新回归到了全社会，国家用于全民福利开支，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全民性费用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福利政策，执政者廉洁奉公，不搞特权，权力依法广受监督和制约。因此，社会民主党执政所推行的福利政策，不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又是羊毛用在羊身上，而不是由党政军官员搞高薪特权，把其中相当一部分归自己享用。社会民主党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局部的调整，生长出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是，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都改名换姓，改变旗号，最终都转变为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如波兰统一工人党本是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后于1948年12月建立的，到1989年通过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而且曾经继续执政过；南斯拉夫原来的社会党早就被消灭，阿尔巴尼亚只有共产党根本就没有社会党，但是在苏东剧变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转变为社会党。东欧八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全军覆没，都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苏联剧变后虽然还有俄联邦共产党等继续活动，但是也成立了几个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由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担任统一社会民主党主席。东方的蒙古历史上素无社会民主党，可是到1990年1月也出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组织，1992年该组织正式建立了蒙古社会民主党，到1996年党主席贡其格道尔吉进而当选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大呼拉尔主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原来共产党中的很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未能真正实现感到失望，但是又不愿意回到资本主义，因此就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这不失为另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出路。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变为社会民主党，如意共于1991年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反对改名者另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英共也于同年改名为“民主左翼”，主张“人道的、绿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套用中国的一首古诗来概括这一现象最为恰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陆游《游山西村》）。
这个阶段之所以共产党大受挫折，社会民主党能反败为胜，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之中，口头上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要用最简明的语言来概括，从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那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既反苏又反共。苏共长期用反苏反共的帽子扣给敢于对它提出批评的人，实际上它本身却真是反苏反共。“苏”者苏维埃，就是苏联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工农政权机关。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依靠工农创造的苏维埃很顺利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又在宪法当中规定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苏共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党怎么领导苏维埃”的问题，实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把党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国家的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都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领导人作出决定后再强加给苏维埃，有些决策甚至瞒着苏维埃。比如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一项划分东欧地区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只是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决定的，并没有通过最高苏维埃批准，可见苏维埃被架空了。除了反苏，苏共还反共。共产主义的内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党时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理应是民主制，正常的民主就包含了必要的集中，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苏共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只是强调集中而缺少民主，或者是虚假民主的集中。共产党原来没有设总书记这个职务，这个职务是在1922年4月3日苏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设立的，1919年设立的党中央书记处有三个书记，设立一个总书记是为了更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党政分开。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时就辞去了他在政府的两个部长职务，即民族人民委员和监察人民委员的职务。当时党和国家权力机构是四驾马车，即国家主席（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共和国家军委主席托洛茨基、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权力有分工、有制约。可见，在十月革命之初，苏联还是存在民主的。但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就处心积虑地开始个人集权，由党的总书记进而兼任政府总理，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到1941年终于把党政军三大权力集中于一身，使得本来专职管党的党中央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领导人，凌驾于所有权力机关之上。之后斯大林又推行了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这些做法带有浓厚的沙皇君主专制主义色彩。斯大林确立的这些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总而言之，苏共的实际做法长期以来是反对苏维埃、反对共产主义民主的，因此苏联共产党最终垮掉，并非偶然。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灭亡，不是被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搞垮的，而是因长期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自掘坟墓葬送了自己。而不愿意充当随葬品的共产党员只好转身投向民主社会主义，另立社会民主党。二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新发展、大发展，并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自动让位给社会党，而是因为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为缓解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难以出现，而改良主义的推行却拥有肥沃的土壤，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依旧深重，社会党能够与时俱进，发展党内民主，制定较为适合本国广大人民群众当前迫切需要的纲领和政策，不提出过急过高的主张，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每次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能够通过议会选举竞争上台执政。
四、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演变的第三阶段：从对抗转向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趋于缓和，从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开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联系，80年代双方开始对话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至今，更是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双方各自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当前大多数共产党对待社会民主党，都改变过去的对抗做法，不能再把社会民主党看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而视之为另一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看成共产党应该联合团结的对象，看成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在当今世界，共产党和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才能增强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目前社会党国际已经拥有169个成员党，4千多万党员，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共有122个，党员总数约300多万。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党的力量远比共产党大得多。以瑞典为例，当今瑞典社会民主党约有120多万党员，而瑞共只有3千多人。各国共产党要赶超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要赶超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任重道远，必须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善于与社会党合作，善于借鉴社会党，不断更新观念，善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赶超民主社会主义。法共和法国社会党从1995年起在大选中开始结盟合作，并于1997年组成左翼联合政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1994年起与左翼民主党开始竞选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共产党也都开始与社会党合作。南非共产党从1994年起就有三人参加以“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党国际成员党）为主的民族团结政府，担任部长，“非国大”领导层中近1/3为共产党人，两党已实行党内合作。
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也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讲得相当精辟，这里摘录如下：“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这就把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引到绝路，引导到它的反面。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奉行的社会主义，在国内是民主的，在国际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搞不成，共产主义也搞不成”。“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到那个时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这种观点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从80年代初起，我们党与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建立联系。1982年社会党国际开始与我党直接接触，1984年5月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首次访华。1987年4月6日邓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卡尔松会谈的全文记录稿中说：“我们都是左翼”。肯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是左翼，这就改变了以往唯我独左、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右翼的传统看法。当今我们党已经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建立并发展了友好交流关系。2003年10月社会党国际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二十二大，该国际主席古特雷斯特别邀请我党代表与会，并且在会上受到热情欢迎。会后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与我党的关系问题，还成立对华关系工作小组，积极开展工作。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会见，这标志着社会党国际与我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看来加强与社会党国际及其各成员党的合作，有利于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