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理欲观与正统理学有很大不同。在处理天理与人欲问题上，他主张两者共同处于同一生命体之中，不能截然分开，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结合点，不能完全摒弃人欲。这种思想对湖湘后学一魏了翁有深刻影响。魏了翁不仅坚持了此观点，而且应用于实践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湖湘特色。

　　关键词：胡宏；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
　　
　　胡宏(1105-1161)，字仁仲，宋建宁府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号五峰，世称为五峰先生，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的开创者。湖湘学派通过众多弟子，尤其是张栻的努力，在南宋成为著名的学派，弟子广布天下，魏了翁就是其中的一位。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后代学者称为鹤山先生，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成都市蒲江县)人。他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魏了翁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在成都任职。在此其间，他结识了湖湘学派的许多在蜀弟子，开始接触湖湘思想。他与宇文绍节、吴猎、范子长、范子该、张忠恕、虞刚简等交谊深厚，他们相与论学，终生不辍。正是通过与学友的论学，使魏了翁受到湖湘思想的影响，也开始走上了理学道路，他也成为湖湘弟子中的一员。同时魏了翁还是朱熹的私淑弟子。嘉泰四年(1204)，魏了翁在临安认识了朱熹的高足辅广、李方子，与两人同读者朱熹的著作，通过阅读，接触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从魏了翁的为学经历来看，他继承了湖湘传统与朱熹的学说，所以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把魏了翁看作张栻与朱熹的私淑弟子。作为湖湘弟子，魏了翁多次赞扬胡宏是理学楷摸，常与弟子谈论胡宏的《知言》。在魏了翁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胡宏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在理欲观上。
　　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最早见于《札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记》认为外物的诱惑产生了好恶之情，如果不加节制，不知道反求诸己，只会使私欲膨胀，天理湮灭。从《礼记》开始即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这也成为宋代修养工夫中的重要内容。天理是至善至美的，天理即性，即理，即道心。而人欲则为恶，是人心。要想体认天理就必须消灭人欲，必须牺牲情欲而自觉服从道德律令。这成为宋代儒学在天理人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面，在为学的工夫中以天理来压制人欲，从而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朱熹在理欲观上继承此传统，也认为“天理人欲，不容两立。”(《孟子集注·腾文公上》)“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论语集注·子路第十三》)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也是截然对立的，而胡宏在理欲问题上却提出与朱熹等理学正统思想，完全不同的观点：在《知言》中有：“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之。”天理人欲共同处于同一个生命个体之中，但是在这一生命个体中却有不同的作用，表现出来的感情也不相同，如何把握两者的尺度，是君子应该仔细分别的。胡宏的思想中“天理人欲同体”并不是本体上的相同，而是指天理人欲共处于一个生命个体之中，任何个人都有天理、人欲两者，这样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生命体，他们的好恶都受到天理与人欲的双重制约。这样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在存天理的同时，就不能完全排除人欲的存在。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君子偏向天理，保存了良知，以理来指导欲，作到两者的和谐；而小人则流于私欲，而放失了本心。可以看出这种理欲观在客观上为人欲保留了一定地位，既然天理人欲共同存在于个体之中，那么压制人欲以达到完全符合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正确对待人欲的存在。关于天理与人欲，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把两者概括为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问题。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违离有程度大小的问题，超过了一定范围，就会发生剧烈的冲突。这也是生物界与道德界一个永久不息的问题之一。显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是不能截然对立的，否则就会产生强烈的矛盾冲突，导致人格的分裂。理欲观念作为一对理学范畴，所体现的正是道德观念的普遍化与自我需求的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过于强调道德的普遍性，唯一性，有抹杀个人自我需求的多元化的趋势，在理的推行过程中造成对欲的压抑，出现“以理杀人”的现象。从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戴震等人对理学“以理杀人”思想的批判，正是对天理人欲对立思想的反抗。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的观点很有深意，道德原则与个人的自我选择是同时存在的，两者有不同的作用与指向，共同完成对个体道德修养的塑造，在此过程中对两者的区别与利用是要慎重进行的。
　　虽然胡宏的理欲观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是却受到了正统理学的反对。朱熹在《知言疑义》中，对胡宏的理欲观提出批评：“此章(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一章)亦性无善恶之意，与‘好恶性也，’一章相关，……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异情者焉，有同行而异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性无以立乎其本，则二者之几微万变，夫谁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未允当。”在这里朱熹指出天理是人先天所有的，而人欲则是在后天的气质、习俗、情感等的作用之下才形成的，属于后天的作用。从发生的角度来说两者并不是同步的。而天理是全善的，人欲是全恶的，这样要存天理必须要去人欲。所以朱熹说“为何天理人欲同体得?如此，却是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却是一个人欲窠子，将什么做体?”朱熹以“同体”之体为体用之体，则认为胡宏把人欲看作本体，这样就无从区分善恶，使本然之性堕落为人欲窠子。可以看出朱熹在理欲问题上是反对两者同源的，并对胡宏的观点给予严厉批评。魏了翁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但其思想也浸润于湖湘学派之中，在理欲问题上，尽管朱熹对胡宏的观点多有批评，但是魏了翁却明确对胡宏的思想表示赞扬，并且完全采纳了胡宏的说法。这固然与魏了翁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心学倾向有关，更因为他在思想上受湖湘学派的影响，从而在治学路径上明显表现出了与朱熹的不同。
　　魏了翁在《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中对理欲问题有大段的讨论：“夫人生于两问而与天地同体，出乎百事之下而与圣人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说，反而求之，寡欲养其心，以极于无欲，则是心之运，明通公溥，岂有一毫之私欲之间哉?或曰：圣贤之论言寡欲矣，未尝言无欲也，所谓欲仁、欲善、欲立、欲达，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诸道，至于富贵所欲也，有不可处，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则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诸非道，岁积月累。必至于从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后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传之，开六等之科，而今日自寡欲以至无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无感，性之欲也。知诱物化则为私欲矣，故圣人虽使人即欲以求道，而于康子、于冉求、于申枨，何尝以其欲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极，其言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呜呼!学者唯当以此求之，则养心之说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