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1882)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最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他所说的“词”，是指文章的文辞、辞采；“气”，是指文章内在的气势、气韵。“词气兼资”是王先谦对骈文创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他衡量骈文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汉魏时期“其词古茂，其气浑灏”，此时文章最为优秀；六朝以降，虽然“词丰气厚”，但文章已有繁芜之病；到宋元以下，“词瘠气清”，文章便不可取了。他论清当代的骈文创作说：“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愈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对于清代骈文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骈文应学习古文义法。去除其绮靡俳俗的习气，从而做到秾纤得中，气韵充沛，这是王先谦骈文创作的审美理想。“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在继承传统文论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至于骈文创作也要学习古文义法，则反映了他不斤斤于骈散文体之争的态度，是他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清代中期以后，骈文出现复兴趋势。经过众多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晚清时期骈文已经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先谦编选《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文学理论乃至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