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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1)-历史学
来源:  作者:孟 伟  点击:次  时间:2001-08-12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摘要:《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清代学术,自乾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乾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乾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复颜季蓉书》)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骈文类纂序》)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文体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夥,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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