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期形成了两个艺术中心：一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二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比较这两个艺术中心，不难发现两者在美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重庆举办了“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及多次筹赈抗战画展、抗日宣传画展览等，但有许多画家仍沉湎于风花雪月的题材，导致有人撰文批评当时的重庆文艺界：“抗战三年来，艺术宣传工作表现最有成绩的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界最没有出息。”而延安的画家们却生活在火热的创作氛围中。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政治与人民放在了首位，倡导的是“现实品格极强的艺术思想”。与重庆比较起来，延安的美术方案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功利性。
最后要论及的是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意志与延安美术观念、美术方案之间的关系。第一，毛泽东早年受到过孙中山中央集权党治国家思想的影响，延安美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政治意志。第二，受20世纪中国美术界“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影响。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美育救国”及各种通过美术教化民众、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大批学者和专家来过问、研究美术，全社会对美术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是传承和发展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呼喊和主张，而非其个人的空想杜撰。同时，在这种指导观念下形成的美术方案，也会感召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包括那些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的中国美术家。
三、延安美术方案的实践及意义
延安时期，解放区的美术创作基本以木刻版画为主，这是由于木刻版画便于大批量印刷，表达形式简洁，适合对文化程度偏低的边区老百姓宣传抗战精神，正如鲁迅1930年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而其它画种却不具备这些便利。邹跃进认为，解放区木刻更深层、更本质、更久远的作用在于“艺术家们是通过反映解放区的社会现实，将毛泽东思想转换成一种老百姓能接受的艺术形象”。延安时期的美术实践，逐渐促成了审美取向的转换，深刻影响了此后其它画种的创作，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杂乱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俗”的审美转向。其二，文化与政治相互影响。20世纪40年代，“抗战”和“救亡”成为最重要的主题，画家们的创作开始倾向于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民族国家之命运，逐渐实现美术格调从“雅”向“俗”的转变。其三，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美术家和教育家提倡设公园、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会、艺术演讲等措施，促使“俗”的艺术走进了民众的生活空间。其四，美术观念的转变，从而提倡自然写生，表现工农兵生活，描绘普通人的真实情感。
版画是战争年代迅速有效宣传革命的画种，延安时期的美术方案多是通过版画创作来实现的。在这个“美术方案”与“视觉图像”的转换过程中，方案制定者——中国共产党——眼中最重要的考虑对象就是边区的农民，所以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主要是为解放区的农民服务的”。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进行美术创作，就必须要符合他们朴素的审美观，即彻底实行“俗”的创作思路，迎合农民的理解方式。因此，延安时期这种“俗”的美术方案，处处体现着“革命”的要求；通过版画创作，反过来又强化了美术的“革命性”，为其他画种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也为今人对历史的推演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综上，在毛泽东美术观念的指导下，延安时期美术的政治功能像“武器”一样被发掘出来，并通过木刻版画的艺术实践被彻底实现。从美术观念到美术方案的形成，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在《讲话》发表以后获得了某种标准与合法保障。而且。此时期的文艺政策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建立起了个人意志集体决策体制的辩证关系。其次，从实践意义来看，延安美术方案导致了审美追求上“俗”的转向，促使画家们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选择民众喜闻乐见的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美术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在具有延续性的美术发展史上，深刻影响着其后美术创作的审美取向，触发画家们丰富的灵感，创造出更多来自生活的新鲜绘画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