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时代美术。(本文指从1942年《讲话》发表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期间的美术)观念的酝酿与形成期，确立了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和政策。此时期美术有四大特点：一是政治居于中心地位，文艺必须要为革命服务；二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意志；三是实现了“俗”的审美转向；四是观念先行，开创了观念建构美术的特殊途径。

　　关键词：延安时期；美术观念；美术方案；观念建构美术
　　
　　一、毛泽东的美术观念及态度转变
　　
　　1937年，毛泽东向斯诺描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时说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壁见海日’(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鸭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实际上，1913至1918年的毛泽东格外关注社会改良理论，当时他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混合物”，而像美术学科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属于可有可无的存在。
　　然而，毛泽东在1936年保安县(现名志丹县)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却这样称赞道：“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壮举。……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1938年，在由毛泽东等人起草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创立缘起》中这样写道：“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从这两份文献来看，毛泽东已将美术当作重要的“武器”来组织群众抗击敌人了。这种美术为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得以观念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暂且不论《讲话》的内容：单从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近20次向文艺家征求意见的事实中就能看出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能够看出毛泽东美术观念的改变：从最初对美术学科的毫不在意，到后来对美术的高度重视，并将美术同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美术观念发生了转变呢?首先，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革命形势进行分析。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经过的屡次灾难中，却牢牢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关键在于，毛泽东准确处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他在1942年发动的整风运动就是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以后，国共两党便开始激烈地争夺中国民众的信任，毛泽东被进一步树立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成为所有人都必须效忠的领袖，大大增强了中共的内聚力。上述史实说明，争取民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争取民心不能依赖武力，而需要具有亲和力的宣传策略。由于边区民众的文盲占90％以上，美术的直观形象性便具有了战略价值，其功能也发生了改变：美术不再强调陶冶性情，而着重于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即被彻底政治化了。
　　此外，延安在抗战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投奔的热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国民党仍采取片面的抗战路线。国民党的做法使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极度失望，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红色首都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抗战热土。在民族情绪的感染下，延安的画家们响应自1942年春“整风运动”所发出的“新下乡运动”的号召，去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美术便被庄严的政治使命覆盖住了，也即是说，只有为工农兵和革命事业服务，美术才会具有价值。
　　对毛泽东美术观念的确立与态度的转变，便可以进行如下描述：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的影响，怀有强烈的乌托邦精神和社会改良的意愿。由于缺乏革命经验，毛泽东未能意识到美术的政治功能。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认识到了美术的功能：既可对外树立政权形象，又可对内获得广大民心。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舞台上出现的标志，他发现中国革命创造力的源泉不在党内，而是在农民运动中，因而他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延安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这保证了美术的政治功能得以实现，同时，政治化的美术观念也影响了延安美术方案的建构。
　　
　　二、延安美术观念下的方案建构
　　
　　回到方案本身，可以进行两个维度的比较：一是从方案执行者的角度出发，即从艺术创作主体的角度来比较；二是从赞助人制度的演变来比较。
　　殷双喜认为：“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史有什么鲜明的特征……那就‘革命’。这种革命，有两个阶段，先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革命’，尔后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逐渐形成的‘革命美术’。”从“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的转变，是由于指导美术创作的观念产生了变化。而在观念建构美术的过程中，还要有可操作的美术方案。在此意义上，美术方案就成了观念的集合载体。“美术革命”的观念，对应的方案是用西方的方法革传统中国绘画的命，如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等人对“四王”的批判。“革命美术”的方案则是深入群众生活，通过速写、构图等全新课程的开设，系统地进行革命主题画与历史画创作。对于后者而言，其中心观念是服务政治、服从革命。
　　接下来比较赞助人制度的演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有由赞助人和学者为画家提供创作资金与题材的传统，画家只是这些“方案”的执行者。而中国文人画多以表达自我为主，文人画家是在执行自己心灵的方案，社会与他人似乎都无从干预。同时中国也有类似于西方赞助人制度的绘画活动存在，如宫廷画家、富商名流用金钱购画等等。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延安的画家便具有了红色的“官方”色彩，赞助人的角色也就相应地由个人转变成了代表民族精神的“红色政府”。此时的情形与古代中国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着巨大区别，那么，影响延安美术方案形成的具体因素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