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钱陆灿为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撰写的、置于该书卷首的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六月朔旦”，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是1684年后半年刊刻完成、流通的。而陈镟《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识语》对所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成书过程则有这样的叙述：“……镟自甲寅岁受业于先生之门。于先生之书，寻绎盖亦有年。而未有以得其要领。自先生之亡，尝欲掇其大要。编为一书，俾夫穷乡晚进有志之士，便于观览而未之敢也。近睹坊间有《四书语录》之刻，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语而混入者，有妄意增删遂至文气不相联贯者，有议论紧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载无党述评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评语为先生语者。种种谬戾，不可悉数。镟窃惧夫后之学者，昧其源流，而以为先生之书如此，其为惑误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编为《讲义》一书。间与同学蔡大章云就、严鸿逵庚臣、董采载臣及先生嗣子葆中无党。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阅月而后成。读者诚由是书以求朱子之书，则孔孟之道可得而复明矣。门人陈镟谨识。时康熙丙寅立冬后四日。”据此，则《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是1686年年底才刊刻完成、发行的。
如果船山读到的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4年或以后完成的；如果船山读到的是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6年或以后完成的。要确定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里面的相关段落与船山的评论进行对照。看哪一种与船山评论的内容更吻合。
吕留良对于《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岁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O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O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鄙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O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
吕留良对于《尧曰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迁陋者遵之以行文。后遂著为不刊之典。”《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后遂著为不刊之典。故讲章之毒为最烈。”
对照说踢。这两种版本的相关文字，其内容与船山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吻合的。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正如莫伯骥先生所说，晚村“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以为姚江之说不息。紫阳之道不著。其议论壹发之于《四书》时文之评语。门人周在延、陈镟各以已意编次，虽不无互异，均之发明《章句》、《集注》之奥”。钱穆先生引述陈镟对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批评之后亦说，周编《四书语录》“大体与陈编《讲义》无甚悬殊，疑当时以晚村书风行甚广。故不免为抑彼扬己以争行也。”
虽然周在延所编《天益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异文亦复不少，例如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所有的“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畿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郧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以及“迂陋者遵之以行文”等文字，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都没有。相反，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这些“异文”，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在以谨严完备见称的、由车鼎丰所编的《吕子评语》见到。比较而言。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的内容与船山所评论的更加吻合，这说明船山读过《天盖楼四书语录》的可能性更大，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四书笺解》是1684年以后完成的。
此外，船山《搔首问》亦谓：“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称道三苏不绝。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子静律己之严，伯安匡济之猷，使不浸淫浮屠，自是泰山乔岳。……朱子与子静争辨。子静足以当朱子之辨者。……”又谓：“俗学之遵朱子，适以亵侮朱子为大慝耳。朱子之注圣经，初非为经生求名计。况倚以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乎!若吕生者，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尚有耻心存焉否也?奉朱子之绪论。遂敢目空古今。其无岂惮也，不但辨陆王而止。且讥康斋之欲人内阁、白沙之应召拜官。君子出处之节，岂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桩以射书贾之利者所能识邪!甘泉、念菴并遭非毁，薛文清、罗文毅犹不在其意中。鬻虚名，牟厚利，是姨门限门外人。不知量，不思咎，喋喋烦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况锥刀为小人之已细者乎!”《搔首问》作于1685年前后。船山在1685年前后完成的著作中谓“近有……”，其对晚村的批评所依据的亦可能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定船山《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一个旁证。
1684年是《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上限。《四书笺解》完成时间的下限应该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我们的理由是，根据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康熙26年丁卯(1687年)，船山之子王敌“筑蕉畦于草堂之侧，授生童经业”。以推测，这时船山已经将教导子弟、生徒应举方面的事情交由王敌负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船山在这一年所写的《又与幼重侄书》看出。船山说：“无日不在病中，血气俱尽，但灵明在耳。三侄孙文字亦有线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笔太重则近粗俗。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为人亦和顺沉潜，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穷，闲住一二年，或可习为萧散。”“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说明他自己已经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四书笺解》主要是一部授生徒的讲义，为时文、应举之作，显然，《四书笺解》应该是船山自己尚在教授生徒时完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四书笺解》的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