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四书笺解》；王船山；吕留良
对王船山的《四书笺解》(或题为《四书授义》、《子王子四书授义》)，其八世从孙王之春有这样的评论：“吾宗船山公讲求质学，兼综汉、宋，于四书尝有《稗疏》、《考异》、《读大全说》诸”，既多所发明，然或囊同异，或辨性理。于初学为文模范者未之及焉，居尝诟病俗塾时艺讲章，莫轨正谊。课督之暇，辄取全书随意笺解，务使阅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于心。盖意在示家垫法程，非云著述也。叩财于这部为授徒而作的讲义，王船山并无叙跋说明其撰写经过与著作年代。因而后人对此书的著作年代有多种猜测。
人们对王船山《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王孝鱼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可能与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初稿同时，至少也应该在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之前。他说：“至于本书的写作年代，船山并无序跋。王之春曾著《船山公年谱》，也未言及，我们无法确知。但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它的思想与《读四书大全说》大体相近。而对于《四书》文字的段落分析和每章的主题认识，又与《四书训义》相同，似乎本书就是《训义》的蓝本，其写作年代或与《大全说》初稿同时，至少当在重订《大全说》之前。”又说：“船山于1651年由桂林返家以后，即作隐遁生涯，闭门教读，从事著述。由1655年写作《周易外传》起，到1665年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止，这10年间，他还写了《尚书引义》、《老子衍》、《黄书》等重要著作。这10年可以说是他精力最为旺盛的时代。本书《下论》卷中《卫灵公篇》‘由知德’章曾提到他父亲，说：‘先子曾以此请教于刘望圭先生’，则本书之作必在其父卒后，可以断言。其父卒于1647年。1647年至1651年。他正奔走国事，起义失败后又身人广西，最后才由桂林回家。这几年，根本没有著书的心情和机会。又本书对于子弟常有教导他们应试不可如此如彼的话。显然是为科举而发。永历一朝仍行科举。似乎本书之作，当在桂王尚未失败之前。如桂王已然被执，人了清朝统一的局面，以船山那样的民族精神，谅不会如此立言。其子王敌是康熙己亥岁贡生。己亥是康熙58年(1719年)，那时去船山之死(1692)已27年了。考桂王于1659年奔缅，1661年被执。桂王奔缅以前。船山颜其所居日续梦庵，表示希望未绝；奔缅以后。改名所居曰败叶庐。表示失败已极。从本书仍希望子弟们出而应试看来，似乎是尚在续梦庵中的心情。1665年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之时，已梦断5年了。因此，我们初步推断，本书的写作。当在1665年之前，更具体一点说，当在1659年之前。或者就是他在家垫讲授《四书》时，一面为子弟们随笔作些笺释，一面自己又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怀疑，本书有与《读四书大全说》初稿同时写作的可能。”
陈来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应该在《读四书大全说》之后、《四书训义》之前。他说：“据此书的王之春序。此书乃作于《读四书大全说》之后，盖为初学者作法程也。其中所说亦可与《读书说》相参。又，《四书训义》始作于康熙19年，船山61岁，观《四书笺解》所论，当在《四书训义》之前”；陈先生又说：“另需指出，《四书笺解》与《四书训义》似兼为学子应举用，与《读四书大全说》形成、整理自己思想的札记不同。《四书笺解》、《四书训义》对朱子批评甚少，这也可能是个原因。但船山晚年思想越来越趋向道学。应是事实。”
张西堂先生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张先生在其所撰《王船山学谱·著述考》“四书笺解”条说：“案是书虽为时文而作，于先生思想之变迁，亦有可以参证之点。《读书大全说》卷十曰：‘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语甚奇特，非实有得于中而洞然见性。不能作此语也。……盖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吾心之神明，虽己所固有，而本变动不居，若不穷理以知性，则变动不居者，不(选)极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不恒底。有恒性而后有恒心。’此犹取朱子知性而后能尽心之说。故以为穷理知性而心之变动不居者乃能极其神明之用。至《笺解》则云：‘注谓知性而后能尽心，有说尽心而后能知性以实之。此说为长。若谓知性而后能尽心，不特于本文一串说下，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顺。且所谓性即理者，指其实而言之，非可以理字代性字。盖理在事物在心皆谓之理，性即理，但指在心之理而言耳。若穷理则穷事物之理，故注又言格物。性岂可谓之物?又岂可在事物上能知性哉?径从知性上做工夫。如何能知?知性者实于己身未发之中、已发之和上体会。如此侧隐羞恶等心，在本体上具足仁义礼智之天德，若不尽吾心以求知。则不著不察。竟不知何者是吾性矣。此心字是心之神明，所谓心之官则思及《书》所云睿作圣者。尽心则静而体之，动而察之，以学问证之，极其恩之力。而后知吾性之所诚有。故日此说为长。若必要依注。亦只可云能察吾性实有之理则自能尽其心以穷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为格物也。’则反驳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而不取知性而能尽心之说，与(张子正蒙注)之意见相合。此亦先生之思想，由其推崇朱子者转而推崇张子之明证也。说更详下。”“说更详下”当指其对《张子正蒙注》的考证。于“张子正蒙注”条。说：“案：是书《序》言‘张子育无非《易》’，‘非张子其孰与归?’足见先生之推崇张子及所以著为此书之意。今考是书于程朱颇致讥评，盖著述时间较《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为晚，是二书犹有称颂程朱者，而《正蒙注》则绝无一言。此可以推见者一也。先生物质不灭之说，始畅言于是书。与《周易内传》更为接近。《内传》著成时间亦晚，此可以推见者二也。是书言尽心知性与《四书笺解》较合，《笺解》较晚于《读四书大全说》，此可以推见者三也。综此三点，皆足见是书著述时间较晚。”显然，张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时间与《张子正蒙注》相近，著述时间较晚。
萧楚父先生则将《四书笺解》系于康熙25年(1686年)，是年船山68岁。但他又说：“《四书笺解》十一卷，立论与《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有别。不再拘守朱熹注而多独立发挥。亦当完成于60岁之后。”
王孝鱼先生与陈来先生关于《四书笺解》著作年代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张西堂先生与萧楚父先生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可惜，张先生的结论主要是从船山思想变迁角度推测出来的，比较含糊。且欠实证；萧先生的结论相当明确，但是，无论是其独撰的《王夫之年表》，还是与人合撰的《王夫之评传》，都没有提供其得出该结论的详细证据。
我们也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四书笺解》里面的几条材料。兹略加考证如下：
《四书笺解》卷二《中庸》部分末尾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解通一部《中庸》合为一章。每章合为一句。虽未知有当于子思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知此。则知古人文字无前后不相应而相背之理，抑知自我作文字。须一意到底，不可凑合求成一片段而已。存乎普通者。不枉老人病中劳苦也。对于这段文字，点校者作校记云：“本段一百零九字，湖北藩署本无之。湖南图书馆藏钞本、罗正钧钞本及《船山学报》本均有此段而有个别无关紧要之异文。兹据《学报》本增人。”从其中“虽未知有当于子恩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句的语气看，这是船山之夫子自道。而非其后人或弟子所敢说、所当说。而其中“不枉老人病中劳苦”的说法，与船山晚年疾病不断、然仍著述不辍的事实吻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四书笺解》属于船山晚年著作。
在对《孟子·离娄》“曾子居武城”章的笺解中，船山还引证过蒙之鸿的说法：“蒙甘来日：鸿案：禹、稷、颜子所同之道。是以仁言。进而救民，仁；退而修己，亦仁也。故《注》曰：‘其心一而已。’曾子、子思所同之道，是以义言。君臣师弟皆以义合。或远害。或死难，自有所为制事之宜，故《注》曰：‘惟其是而已。’”蒙之鸿，字甘来，船山朋友蒙正发之子。船山弟子。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4卷“蒙之鸿”条谓：“蒙之鸿，衡山岁贡。父正发，崇阳人，寓衡阳南乡之斗岭。没后子孙归崇阳，惟之鸿以长子留守墓。从王夫之学。所造颇深。著有《遣心集诗稿》。教授乡塾，与夫之子敢唱酬甚多。”又加案语曰：“《董斋诗分体稿》甲子年有《五日同刘、蒙两生小饮》五律一首，所称蒙生当即之鸿。蒙圣功没于己未，《广哀诗》述其孤尚幼。甲子上距己未六年，《通志·流寓传》述之鸿为长子，则其时已游门下矣。”“己未”乃康熙18年(1679年)。“甲子”为康熙23年(1684年)。蒙之鸿何时开始从船山学，不详。可以肯定的是。蒙之鸿并不是船山早年弟子(船山《广哀诗·蒙谏议正发》有“萧条斗岭山，遗孤未成童”句。蒙正发逝世时。船山61岁)，而所引文字亦非蒙之鸿从学船山之初所作。蒙之鸿的说法为船山所引。而所引证之言中有“鸿案”字样。似非师徒交谈语。当属蒙之鸿著作中文字。若能找到相关著作并加以查证，对考证《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是有帮助的。虽然我们没能据此而知《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但是这至少可作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的一个证据。
要考定《四书笺解》的较为确切的成书时间，我们得依靠书中船山提及吕用晦的两条材料。
(1)、对《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四书笺解》笺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节只为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谬，将‘斯’字作见成说，言有道则三者自咸善，却不说如何是道，岂是临终告诫，尚作半吞半吐语而不为人说破乎?且只一道。便是三者之效自速至，则所贵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说有此三效，则道之为效。又岂此三者之至?‘笾豆’亦有道。自然整齐，俗解不通。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皆讲章之痞，自心与《注》相背。《注》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参前倚衡。而临发见时，有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紧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动一言之顷，迟刻即成过矣。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2)、对《论语·尧日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四书笺解》笺曰：“此章俗讲及时文拈一‘中’字作血脉，甚是无谓。近日吕用晦辨之。是也。”
船山在这两个地方所所说到的吕用晦。就是吕留良。吕留良，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嘉兴府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崇德县名为石门县)人。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生，清康熙22年癸亥(1683年)卒。根据现有的资料，船山与晚村并无交往，因此，船山对晚村有关《四书》看法的了解似乎不是通过私交的方式得到的，而可能是通过阅读晚村的有关著作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