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注重概念分析。“他(王夫之)的议论强而有力，不同凡响地具有分析特性，以至于人们会怀疑他受到西方逻辑的影响。”基于王夫之思想本身的这一特征。作者对其重要概念一一进行分析。如“理”的内涵，既表示“万物已然之条理”即规律、规则，也表示“建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即道德伦常之意。在第一义下，理与气乃存在方式即实体与样态之区别。“道”在夫之哲学中具有三重含义。一为物质本体之意。在此意义上言“道体器用”；一为条理与法则，在此日“器体道用”；一为上述二意之综合。即“物所共著而共由者”。(《评传》，第112页)“氤氲”一词。在夫之哲学中，一则为“太和未分之本然”即本体论的用法，同时在功能论上，乃“敦化之本”与“必动之机”，由此为气化运动之内在根源而不假外求。“物”既指“六合之外”的自然物，亦指“于己对设”之物，明此己物之对立。认识方有可能。“天”的含义则区分的更为详尽，即“天之天”、“物之天”、“人之天”、“己之天”与“民之天”。(《评传》，第269页)上述天的五重含义的区分，使得王夫之对“民之天”的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公欲”一词在王夫之的理欲论有两种含义。“天下之公欲，即理也；人人之独得。即公也。”所谓“公欲”即指社会中每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有公理，无公欲。”此处的“公欲”指世俗之人陷入一己之欲望而不能自拔，这种欲望则为夫之坚决反对。其理欲论的基本结论是：“天理、人欲，只争公私诚伪”，其所肯定的是发自诚心的欲、为公的欲，这样的欲就是理；反之，则为伪欲和私欲，则须以理来裁正之。夫之的此种理欲观，既针对着因极度申张天理而压制正常物质生活的道德理想主义、违背人性的非人道主义而言。亦针对着时代动荡中某些知识分子丧失民族气节、委身于满清苟且偷生的社会现实而言，绝不可笼统地将其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同。
五、立足于对“近代意义”的合理认识。理解王夫之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经济思想。“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形成一个判断，总有其推论基础(依据或标准)，对于价值判断而言，确立一个有认同度的标准则远非易事，判断标准不一，价值判断自然迥异。
对于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有人侧重于重农重商之别，确认其并无新意。他确曾既言“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又说“贾人富而国愈贫”，“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主张“夺其富之骄”，落脚点似乎归于传统的重农抑商。《评传》认为，“判断一种经济思想有没有近代意义。不是看它表面上重农还是重商，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评传》，第458页)作者提出这一标准，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特征(即超经济强制)的认识，亦具有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因而比单纯固执于重农重商更具说服力。夫之主张“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反对合作均收、匠籍制度和官商勾结。乃是在“主张经济运行摆脱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评传》，第458页)，因此而具有明显的近代性特征。关于夫之伦理思想的评价，不看其是否讲天赋德性和天赋权利，而看对人的态度，“是神话现存秩序而扼杀人的主体性，还是肯认人的尊严和道德的主体性。并且有利于人的发展。”(《评传》，第300页)在夫之看来，“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有了此一统性、理、德于一身的“我”。人才从自然中独立。与禽兽有异。因此，王夫之“真正从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评传》，第305页)
通过对思想之各个方面深入的分析，《评传》认为，认为王夫之“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评传》第605页)其学术以《易》为宗，以史为归，继承了张载“言无非《易》也”的学术传统，又通过广泛吸收佛老等诸多思想之精华，坚持“由体发用，由本向末，由一趋多。由虚向实”的运思理路，对宋明道学实现了全面的总结和终结。(参见《评传)第608～627页)其思想的多个方面。如“气一诚一实”的本体论、认识论独立于伦理学、更高层次上对主体性的张扬、天理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依人建极的历史观、任人自为的经济思想等等，反映了时代新动向，预示着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激励和启示着一个世纪以来的进步思想家和当下仍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
作者于细致的文本诠释中，有理有据地把握王夫之思想的根本精神和特质。但是，本书并非一种单纯的文本解读，而始终蕴含着作者继承“早期启蒙说”，追寻传统与现代之“接合”，为现代化运动寻求思想和文化土壤的努力。
多年以来，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的思维是特殊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中华文明停滞论等无不是立足于“冲击一反应”和“侵略一革命”的叙事模式来书写近代史。思想文化领域。或者是向西方求真理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或者是回归于某一传统如儒家，继往开来。毕其功于一役，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但是，就前者而言，西方文明的实质尚局限于学者的书斋，并未上升为社会意识和集体心理。就后者而言。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只盘旋于学者头脑之中，并未内化为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之间的连接。内圣与外王间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转出。都存在其理论与实践难题。
在《王夫之评传》等其它一些列论著中。作者既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亦未曾局限于某一种主义和主导形态。《明清学术流变》、《“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等论著，无不围绕着一中心议题，即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作者深入到明清之际经济运行、思想观念、道德风尚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确认中国具有“内发原生”的社会发展模式，突破“冲击一反应”和“侵略一革命”的西方叙事模式对近代史研究的宰制。同时，经由对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解读和阐释，确认近代中国同样具有“内发原生”的现代性因素，确认其为早期启蒙思想，证明现代化乃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取向与需求。现代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建设应回归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这种回归不仅寻求文化土壤，也寻求逻辑支持。
《评传》在对王夫之基本精神的把握中。熔铸了作者自身的学术使命。立足文本又面向现在的治学方法。延续了中国学术的基本精神，而其对明清启蒙思想的认识和开拓，则反映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独特理解。对现代性深刻的把握。于沉潜功夫中开掘高明之境界。寓高明于沉潜之中，《王夫之评传》一书是萧楚父、许苏民二先生多年研治船山学的总结，是他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的集中展现。阅读此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千秋慧命春常在”，亦当“钟鼓波涛继前贤。”(参见萧先生《湘西草堂杂咏十首》，载《评传》之“弁言”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