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夫之评传》；王夫之；文本诠释；早期启蒙说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遭逢国灭家破之痛，偏居于穷乡僻壤数十年，发奋著书立说，为延续民族文化之慧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的著作和思想，从18世纪初以·来至19世纪60年代，先后有潘宗洛、余廷灿、刘献庭、李元度为其立传。唐鉴为其撰学案，尽献推介之功，遂使船山之学略为学界所知。但鉴于清代政统与道统合一的政治局面和理学的主导地位，以上诸公对王夫之思想的推介。无不立足于正统，将其思想取向和渊源定位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王夫之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8页)“其为学也，由关而洛而闽，力砥殊途，归宿正轨。”(《王夫之年谱》，第181页)在清末的社会变革中。王夫之思想中的非理学特质和近代性因素得到了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的认同。谭嗣同说他的政治思想“纯是兴民权之微旨”，赞誉为一代圣哲，梁启超认为其思想为“理学之一大反动。”清朝中前期对王夫之思想的基于理学的认识，并不能单纯解释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亦应看到其中传统的概念和理念的影响。同理，清末对王夫之的再认识甚至赞誉，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因为时代的斗争需要一种批判的武器，亦应当看到其思想中传统的形式下蕴含的新内容。对王夫之思想的不同的认识，反映了它本身的复杂与深刻。
学术界对王夫之思想的认知，在20世纪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进步不仅表现在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更表现在研究深度的提升上。即大多数研究不再是相对单纯的赞扬或拒斥。而是既深入到文本，进行微观的研究和争论，又努力上升到宏观层面，对王夫之思想的特征和精神达到一种整体性的把握。50年代以前的船山学界，以嵇文甫、侯外庐等杰出的学者为代表。嵇文甫先生《王船山学术论丛》一书，论述了他的史学方法论、学术渊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杂质等多个具体的方面。他认为：王夫之的历史观是“活天理观”和“新天理观”(《王船山学术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27页)。在学术渊源上“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王船山学术论丛》，第109页)。但船山学术对王学的反对“只是去了王学中那点‘狂’气。而基本上还是从王学演化出来的。”(《王船山学术论丛》。第39页)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想”的理念，并将清初诸大师置于此一大思想背景之中进行了系统的发掘与阐发。将王夫之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代表。他认为王夫之哲学是唯物论的。其思想特质是启蒙主义。“夫之之学，涵淹六经，传注无遗，会通心理，批判朱王(对朱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为肯定式的扬弃)。”(《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页)“夫之颠倒了理学的头足。理学的外表虽然在他的言论中存在，而其内容则洗刷干净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43页)侯外卢先生对王夫之的解读。在近几十年国内外船山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萧楚父、许苏民二先生撰写的《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以下简称《评传》)广泛吸收了船山学界的既有成果。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继承侯外卢先生倡导的“早期启蒙说”，是秉承马克思主义解读王船山的集大成者。该著既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也非单纯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而是一本完整地再现船山思想体系的思想史专著。具有自身的特征。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是在探寻思想家对时代发展的反应和回应，尤其是思想家对时代问题本身的把握和解答。因此。思想史必然凸现思想和社会史的关联。在时代精神的发展中理解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性质。既要回答“思想了什么”又要回答“为什么如思想”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具体到王夫之思想。则是关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异动及其政治文化后果、以清代明的时代动荡和外族人住的政治变局。不切实体认此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特殊问题。则王夫之“希张横渠之正学”中的“正学”仍然是道学。他对李贽言辞激烈的批驳。便必然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支配下被视为回归理学的表现。甚至是要被指认为不道德的人身攻击而成为“中国思想史的耻辱。”同时。思想史要在文本的诠释中达到思想的整合。它既不是对某一特定文本的解读和诠释，亦远非材料的归类和归纳。而必定是在文本分析中把握思想的整体。《评传》一书卓越之处即在于对王夫之思想有理有据的整体性把握。由体发用，由本向末，并于此坚实基础之上“接合”传统与现代。续写民族文化之慧命。
《评传》全面揭示了船山思想中主导性和创造性的方面。
一、作者善于从王夫之思想的旧概念中发掘新内涵。思想史研究，需要从旧概念重中读出新意蕴，从平常之中读出卓绝。美国思想史家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将古典哲学的写作方式区分为“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他认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永恒冲突乃是上述辨别的原因：哲学代表着从意见到知识的攀升，以追求真理为其唯一目标；政治社会建立在意见之上，意见是城邦的要素。(施特劳斯：《剖白》，载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第721～734页)哲人必须学会两种写作方式，以显白写作教诲大众，尽哲人对政治社会的责任；以隐微写作寻求真理，对哲学和良心负责，并将最具智慧的公民引向哲学。施特劳斯所彰显的上述区分，建立在其对哲学本性的独特认识上。处于他所谓“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此一大背景之中，但这一提醒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仍然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尽管立论的基础有所不同。具体到王夫之思想研究中，则不仅是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冲突，更是自由的理性思考与专制的政治高压、定于一尊的理学意识形态之对立。因此。“显白教诲”就是那些因袭旧说的“授徒之义”，“隐微教诲”即是“立志之义”。是王夫之所追求的“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方面。
明清之际新旧事物相互纠葛的复杂时代条件。以及哲学中固有的范畴延续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以旧范畴(概念)表达新诉求的特征。王夫之哲学所运用的基本概念，无一不是古色古香的，但常常被他赋予了异于传统的内涵。以其本体论建构中的“气”、“诚”、“实”等为例。王夫之虽然坚持张载的气本论。但实现了积极的超越。“太虚(气)一实也”，“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气不再表示“生物以息相吹”的物质的具体形态。而是一个表征着客观实在性的哲学范畴。(《评传》，第89页)对“实有”的论证，不仅立足于“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的反映论，而且通过“体用胥有”和“依有生常”来规定，由此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不能绝物”之义。同时。夫之也赋予“诚”以新的内涵。“诚”是“无对之词”，具有最高的抽象性，乃是表征万物之共同本质的“实”。不再仅只是一个道德范畴。《中庸》言“诚也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在夫之新的本体论中，便不再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说教。而是对天道和人道之本质的确实的认识。天道的实质是诚(客观)，人道即应依此天道而行。不可堕入佛老的绝物玄想中。陈荣捷先生谓“信仰自然律在中国一直持续不断”，(《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1页)但对“天”的不同认识。却使此自然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夫之对“诚”之内涵的改变，与其自然人性论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便是一种崭新的自然律。
二、在思想上相互抵牾的方面，强调其晚年之定论。思想史对晚年定论说的运用，自然要视研究对象的特征而言。譬如对李贽与方以智而言，晚年遁入佛门，以此理解其心迹尝可。若固执于晚年定论一说，则有碍于把握思想之主体。但王夫之的思想历程与二者不同。他一生苦心孤诣，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大气魄从事文化继承和开创的事业。其旺盛的斗争欲和思想的激活状态一直延续至生命的终结。故而晚年定论用于理解他的思想，则大有裨益。如在对正统与道统的态度问题，王夫之的思想有明显的歧异。一方面。通过对“正”的分析，指出根本无所谓“正”之者，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的革命性结论，指斥道统论实质上是镇压人心的工具。另方面又以天子之法为治统。以圣人之教为道统。但是，他对正统的批判在《读通鉴论》之末，对道统论的揭露在其最后的著作《宋论》中，虽然前此有动摇，批判的态度却坚持到最后，因此，对二者的否定乃是其晚年定论。(《评传》，第4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