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 王夫之；温柔敦厚；诗教
　　
　　诗教，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艺术教育方式之一，代表着儒家最基本的诗学观念。诗教的基本理论，形成于孔子，在汉代的《毛诗序》等论著中得到较为明确的表述。不少范畴和命题，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彰显出诗教的丰富内涵及其在儒家政教诗学中的核心地位。王夫之生逢乱世，有感于诗教与世道人心的因应关系，试图振兴业已衰落的诗教。他的诗教论，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有普遍的理论意义。从对诗教的重视程度、阐释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等方面看，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贡献大于以往的诗学家。可以说，他使传统的儒家诗教扬长避短、别开生面。
　　
　　一、“温柔敦厚”的提出
　　
　　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代称，出自《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诗》主敦厚，若不节之，则失在于愚。……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 王夫之说：“‘为人’，谓学者言行趣尚之别也。‘温柔’，情之和也；‘敦厚’，情之固也。……‘愚’者，懦茸而不能断之谓。……‘深’者，择之精而得其实之谓。《六经》之教，皆穷理尽性，本无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导学者于大中至正之矩，则人皆兴起于至善而风俗完美，……”（《礼记章句》卷二十六）。
　　作为《诗》教功能的集中体现，温柔敦厚是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情性或品德修养而言的，主要是指经过《诗》的陶冶，人们富有温良的善意、诚朴宽厚的人格底蕴、温厚和平的性情、从容深厚的风俗。温柔敦厚虽然是具有共通性或普遍意义的性情基调，但并非性情和《诗》教的全部内涵，应与人的心灵的其他要素相辅相成，以免造成“愚”的偏失。《礼记·经解》意识到温柔敦厚可能有所偏失，因而强调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后世不少论者在批评“温柔敦厚”的《诗》教时忽视了“不愚”的一面，导致误读。
　　孔颖达借用《毛诗序》的观点，以“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来解释温柔敦厚，仅仅揭示《诗》的一大特征及温柔敦厚的一大动因，未从“《诗》可以兴”、“上以风化下”等角度立论，有片面之嫌。他认为使民众不至于愚的关键是“以义节之”，施教者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使温柔敦厚的性情与礼义的节度相协调。“以义节之”，近于《荀子·不苟篇》所说的“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大意是君子能以义随变而应，其所知所行恰当于是非曲直。
　　从根本上讲，“不愚”就是明智、聪慧，有真知。按照王夫之的注解，可以说，不愚意味着人能明断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荀子·修身篇》有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段话的大意在于：明辨是非则不愚。朱熹在解释《论语·先进》中“柴也愚”时说：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馀。由此可见，人在温柔敦厚的同时若有较丰富的知识或智慧则不愚。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的观点与荀子和朱熹大致相同。
　　温柔敦厚主要是德的体现，不愚是智的体现。“温柔敦厚而不愚”的命题，着眼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彰显出《诗》教在德育、智育两大方面的功能，但缺乏审美的自觉，有待后人从审美的角度、通达的立场予以调整和改造。这个命题及《礼记·经解》中关于《诗》教的那段话未必出自孔子之口，但符合孔子的思想。《论语》中有里仁为美、民德归厚、温良恭俭让等说法，孔子注重《诗》在修身（涵养性情）、从政（通达事物情理）、交往（使于四方以《诗》专对）等方面的功用。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可以说，孔子的中和气质就是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这正如王夫之所说，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二、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提出后，在从六朝到唐以前这段时间，并未得到大力张扬。难怪王夫之在评江淹《爱远山》时说：“夕秀初含，朝华已启，庶几温柔宽厚之旨，旷百世而嗣音矣。”（《楚辞通释》卷十四） 江淹（444-505）生活的年代，仅距汉末就已二百多年，距屈原的时代则更远。梁简文帝萧纲有一段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六朝时期文艺的主流观念，与温柔敦厚即便不相反，也是相左的。可惜的是，萧纲所处的齐梁时期的诗并未因此而真正繁荣起来。
　　但正因为温柔敦厚有着广远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后世在诗歌评论与创作方面才总会有所响应。宋代以降，温柔敦厚常被表述为温厚和平。北宋张载认为，置心平易，从容涵泳，然后可以言诗，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1]他所说的温厚平易，既是对作者气质情性的指认，也是对读者的心态或心境的要求。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加以解释：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此外，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论语集注》卷七） 温厚宽和、温厚平易与温厚和平是一个意思，温厚是温柔敦厚的缩写，和平可谓中和、平易，中和即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易即心平气和、从容大度。与温柔敦厚相比，温厚和平并未附加多少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是强化了作者心气平易、艺术表现方式的中和、读者因从容涵泳而自得等方面的因素，与宋代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平淡诗风相因应。温厚和平的观念，虽与现实政治有或隐或显的关联，但主要是张载、朱熹等人在学理和诗艺的立场上有所自得的结果。尽管其中有浓重的理学气息，但却基本上承传着抒情传统，是自觉的，而非被动、压抑的。
　　《易·系辞下传》有言：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易，平也，易其心，不以极喜极忧而迫于言也。其《周易外传》又说：其心易者其辞易，故《书》简而直，《诗》至而和。“至而和”即至和，谓和顺温厚之至。易其心而后语，可以说是后世诗心宽和、平易观念的较早的思想渊源，而《中庸》则为温厚和平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元、明、清时期，揭傒斯、高棅、李梦阳、胡应麟、胡震亨、陆时雍等人都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运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使之与审美的艺术精神渐趋融合，他们常用优柔、柔厚、忠厚、温厚和平、优游敦厚等词语评诗。这些词语是从温柔敦厚中派生出来的，切近具体的评论对象的思想与艺术特征，随所用而在意义上略有差别。如胡应麟《诗薮·内编》说：《国风》、《雅》、《颂》，温厚和平；优柔敦厚，周也。这里所说的温厚和平可能偏重于文体风格特征，优柔敦厚则是指时代风格，其间的意义差别不明显。
　　
　　三、别开生面——王夫之的诗教观
　　
　　王夫之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推崇委婉含蓄，反对直露促迫的诗风。他说：“微而婉，则《诗》教存矣。”（《诗经稗疏》卷一） “可以直促处且不直促，故曰温厚和平。结语又磬然而止，方合天籁。”（《古诗评选》卷五 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评语） “盖诗自有教，或温或惨，总不可以赤颊热耳争也。”（《古诗评选》卷二嵇康《酒会》评语） 这几段评语主要是从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上立论的，从中可以看出：温厚和平与委婉含蓄、从容不迫并无二致，以这样的方式抒写喜怒哀乐，是诗教的应有之义。温柔敦厚原是就《诗》教陶冶性情的效果而言的。张载、朱熹等人把温柔敦厚的尺度从效果立场扩展开，兼顾作品、作者和评论家。如朱熹《诗序辨说》对毛诗《小序》把诸多诗篇解释为美刺时君国政的作法不满，认为“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王夫之也把温柔敦厚的尺度运用到诗的各个环节或领域中。他认为诗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也在于怎么写。所以，他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将其视为诗教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坚信诗的艺术价值与诗教是相辅相成的。
　　本着温柔敦厚的尺度，王夫之对出自杜甫的“健笔纵横”说加以抨击，他说：“……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古诗评选》卷五 庾信《咏怀》之《日色临平乐》评语） 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以此对庾信晚年的创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不赞成人们对庾信所作的“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亡国之音”和“词赋之罪人”等指责。在王夫之看来，庾信情较深，才较大，晚岁经历变故，感激发越，遂弃早年为宫体所染的习气，偶尔狂吟，抒其悲愤，初不自立一宗，却无端为杜甫所推崇，被誉为“清新”、“健笔纵横”，被后人竞相仿效。王夫之并不一概反对清、新、健，他反对的是有违温厚平易、和缓迂回之旨的“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他也不反对健讼之言，只是不希望诗如同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