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除从哲学上认识船山外，主要从经学、史学、民族观上认识船山，而其它如伦理道德、宗教、经济、军事、美学、法学、文学、艺术、阶级、政治、教育等等则少有涉及。然而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远远不够而已。
民国之际，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武器，是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是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武器。同时，某些学者在与西方学术进行对比之际，盛赞船山学术之伟大，学习与研究船山，成了爱国主义的产物，成为抵抗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极为活跃的时期，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种种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之言论喷涌而出，船山思想得以升华。
三、解放以来的船山研究
1949年以来的船山研究经历了几起几落；但基本上是围绕政治需要展开的。六十年代之前的船山研究，除了继承民国以来分学科研究之外，要在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及政治需要相结合，文革中更是为政治需要而塑造船山。
六十年代之前，船山研究基本上在哲学领域的唯物论、辩证法；而且注重于哲学范畴与哲学体系的分析。
首先有嵇文甫先生1962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论丛序言》，他自称在此之前的1935年就写作了《船山哲学》一书，提出船山哲学分为性理哲学与历史哲学两部分。所谓性理哲学，是天人、性命、体用、动静之类；嵇先生称为天人性命论；次则理势常变博约论，即理与势合，常与变合，动与静合，体与用合，博与约合。而他的历史哲学，指古今因革论，朝代交亡论、华夷分野论。他认为船山并未完全脱离天理论即神意史观。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用发展的眼光、相关性与整体性、客观的外在势力与偶然中的必然性。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哲学之一为唯器论，其二为唯用论；他说：“船山体用道器之辨，犹之此后习斋、东原绪人理气之辨也。”“唯船山主观化而渐得其原，其论尤精。”1098面他特别推崇船山论性最精之处，在日生日新之化言等等，对于船山的政治理想也有所论及。
另一位哲学大师就是冯友兰先生，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十九章，标题为“后期道学的高峰——王夫之的哲学体系”，说王夫之认为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是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对王夫之关于哲学上的“有”“无”、“动”“静”“形上”、“形下”，认识论，知行观、性与命、辩证法进行全面分析，还对船山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基本上将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与船山著作一一对应起来。
侯外庐的船山哲学提出一系列船山哲学范畴，诸如运动、变化、物质、实藏、思维与存在，也讲到道器、人性、认识能动性等等。基本上是以当代哲学上的重大问题来对应船山。
现代哲学大师如张岱年、任继愈与萧■父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船山的哲学思想，如张岱年、任继愈两先生都讲船山的唯物论，张还认为要正确评价船山在认识史上的贡献。而任先生则认为：“王夫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方面都有所发明。”（1329）他认为船山提出了历史发展进化的观点，理势合一论；
文革中的船山就是法家，文艺理论家。而哲学方面有辩证法、进化论、理势论与一分为二之类。萧■父则提出船山的矛盾观中有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思想，历史观中的理与势合一论等等。
四、争鸣——船山研究的新起点
船山学术研究上的分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就船山是否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分成两派，可算是一场真正的学术之争。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195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将王夫之列为第一个启蒙思想家。“夫之具有资本主义启蒙期的思想因素，对于中古不求徵知的烦琐哲学攻击不遗余力。”[1]
萧箑父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2002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弁言》中说：传主是“极其丰富、思想博大渊深的一代启蒙大师。”
蔡尚思先生于1982年召开的国际船山学术研讨会后，写作了一篇提纲，从三点上认识船山，一称船山代表中小地主，是进步与保守并存；二、船山是儒家而不是法家或别的家；三、其思想价值方面，既肯定船山不是如某些所说的过分夸大船山。“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最大贡献而占重要地位的是：对于古代唯物主义的集成与对古代辩证法有所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他以反对清朝贵族的民族压迫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尊孔读经、以礼为中心，以君臣为大伦，同起义农民死不两立，则王氏与二曾（曾国藩兄弟）却完全相同。”（1244）因此，蔡先生否定船山是启蒙思想家，船山“不可能具有近代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因为只要是封建传统思想家，就不可能是启蒙思想家。”（1255）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船山不是启蒙思想家。“明代末年，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的萌芽。这种萌芽是不是在王船山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呢？……我们不容易肯定他的思想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少关系联。但他在接受传统的重家抑商的思想之余，也看到了商人的重要，同时更强调了金钱的功用。”“王船山生长在湖南内地，他的思想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259-1260）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并不赞成此说。“在以往的学术论争中，著名的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无疑也值得效法。他认为，要全面理解船山的思想，就‘必须踏实于历史，遵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全面掌握有关王船山的事迹及其思想的资料。’由此，他排除干扰，始终将船山‘生平事迹’放在鼎革过程中去考察，进而结合王氏的著述实事求是地诠释，既肯定了船山在阐述阐发古代唯物论与民族观上的贡献，又指出其维护纲常礼教等主张的局限性，得出了‘王船山不是地主阶级反对派，更不代表市民思想，而是封建传统思想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为此书作序时，称其对船山思想做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2]
学术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没有学术争鸣，学术研究必定会走进死胡同。总观清末以来的船山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微言大义式的章句之学，为我所用之风盛行，这种学风尚需从根本上加以改正。
参考文献：
以上括弧所引书目由船山全书编委会编,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年谱杂录·船山全书编辑记事》,岳麓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故仅于文中注明页码。
[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08页。
[2]孟广林：《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