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关键词： 船山；历史回顾；湘人；学术争鸣
纵观一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人们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去认识船山、研究船山、塑造船山。基本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正是这种需要，使得船山研究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由各取所需到全面深刻与整体宏观来认识船山，使船山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带有国际性影响的显学——船山学。
一、湘人的推戴，船山走向全国
对船山著作的研究应从清末开始。康熙年间任湖广学政的潘宗洛为夫之作传，“余为船山先生立传贻史馆。以稿授其嗣王生虎止。”（《船山全书》第十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521，以下凡出自此书，仅注页码）船山个人传记传入史馆。乾隆三十七年，湖南长沙人余廷灿任翰林院检讨，三通馆纂修，为船山写作了另一传记。其时，清政府在进行了一系列文字狱之后，为收买人心，开始收录前人著作。要求各省送呈地方儒士著作，船山之书三十种列入《四库全书提要》。阮元（1764-1849）任职史馆时（约1804年前后）修《国史儒林传》，船山成为清史中一百余儒林中的一员，名声始闻天下。
曾国藩兄弟为船山学的研究开启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他们印刷出版了船山著作。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礼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418-419。）曾国藩以为船山之书就是仁礼之书。自孔孟之后，仁礼已丧失殆尽，直至宋儒才开始恢复，而船山是继宋儒之后的明礼之大仁者。
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完成将船山跻身于清初五大名人学者行列的任务，至清末则更跻身三大儒，入祀孔庙。
曾氏兄弟将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梅勿庵相提并论。湘潭欧阳兆熊认为船山超过黄宗羲等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576）湘阴人郭嵩焘在向清光绪帝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说：“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582）他还说：“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世，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让船山陪祭孔子是湘潭人欧阳兆熊最先提出。曾国藩十分赞成，他说：“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557）湘潭人赵启霖于光绪三十二年以折《请三大儒从祀折》上奏，第二年（1907年）获准以三人从祀文庙，这可以说是清代船山由默默无闻走上神坛的最后一步。上奏称：“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崇国粹。……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尚有三人，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781）
船山由衡阳走向全国，与深层次的恋乡文化情绪密有关。无论是曾氏兄弟还是其他湘人，他们从湖南人出发，从政治、文化上提升湖南人的品位。如郭嵩焘奏稿所说：“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从祀成案……应恳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583）而刻书的欧阳兆熊则说：“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579)郭嵩焘还在《船山祠碑记》中说：“吾楚幸得周子（周敦颐）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584）
二、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民族革命的理论依据
从清末开始以至进入民国，国民政府及湖南籍人士，继续对船山著作进行搜集与整理出版，并对船山作全新的认识，他们以船山思想为武器，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推翻专制主义皇权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说：“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为争自由争人道而死者，实一千二百万人。”
为了推翻满清王朝，革命党人利用民族矛盾，激起汉民族广大人民的义愤，掀起革命高潮，在《东方杂志》中发表大量革命文章，借用了船山民族主义并注入革命思想，用夫之民族观来诠释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创办于1909年的《国粹学报》其办刊的宗旨就是“保种、爱国、存学”，刊登船山的文章与船山画像，宣传反清。章炳麟说：“当秦汉以后，中国之君而犹若是，况异类乎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人土地。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杰，则食我毛也。”（786）
章炳麟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说：“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801）当时湖南人如杨毓麟、杨度、杨昌济、蔡锷之辈，莫不大言新湖南、盛赞船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其名言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808）
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逐满清反动政权，也在驱逐西方殖民主义者。杨昌济就说：“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远过于汉族前日之所曾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为家，遂无须民族主义也。”(816)提出以五族为一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真正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来研究，应当是梁启超。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就专门从学术上论证船山，这可以说是让船山由曾国藩等的儒家仁义礼智之儒士转向学者的起点，开始了真正的船山学术研究之先声。梁启超研读船山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认识船山，他将船山列入新旧学派的过渡者五人之一，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刘继庄。
梁启超在1924年之际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认为船山的贡献主要是哲学的。他受谭嗣同影响，也应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就说过：“王船山终身不剃头，发挥正蒙及通鉴甚精，以心学之儒而转为经学之师。”（710）康心中的船山是儒士，是经师。谭嗣同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下小注云：“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同上712）谭心中的船山是思想家，其思想之震憾人心空前绝后。他的《仁学》一书，谈天理人欲，都不离船山，说变法、谈改革也不离船山。其曰：“王船山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见，最与《大学》之功夫次第合；”（721）又曰：“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715）成为康梁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船山学社》的成立，《船山学报》的发行，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国粹》、《国粹学报》、《民报》甚至《小说月报》都在大肆宣传船山。特别是《船山学报》，更是专门期刊，对于传播船山思想与船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立《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的浏阳人刘人熙为清朝进士，地方大员，他早在光绪九年（1883）就盛赞船山，倾向改革。他说：“自程朱之后，未有盛于衡阳王子者也。”（875）辛亥革命后于湖南任事。他于民国三年在长沙创船山学社，任社长。民国四年出《船山学报》，虽然仅出八期，但对于推动船山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船山学报》，他说是为了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忧中国可能之亡，“欲免奴隶牛马之厄运”。而“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以新吾湘”（872-874）在此他提出一个新名词，即船山之学，后来演变为船山学。熊十力大约于1918年写作《心书》时，称“遂名船山学”。（981）王永祥1934年写作的《船山学谱》也提出此名。使研究船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民初船山学社的创立，开启一代学者对船山学术的真正探讨。如果说梁启超仅仅是个人之研究，则船山学社就是一个群体，一代哲人。他们所做的是对船山的广泛而全面研究。民国期间对船山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船山作为一代学者，进行分学科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谈到西方学科分类对中国影响，举谭嗣同为例，谭认为“算学虽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格致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于是蔡认为“那时候西洋输入的科学，固然很不完备，但谭氏已经根据这些科学，证明哲理，可谓卓识。”（887）
将船山学划分为不同学科进行研究，使船山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梁启超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方面，他称自明亡以来是新旧学派的变迁，另一方面，他称船山之学主要是哲学的。“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方向出发。”（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