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三家同源论的认识。魏源在《序》中说：“余初治《诗》，于齐、鲁、韩、毛之说，初无所宾主，顾入之既久，碍于此者通于彼，势不得不趋于三家；始于碍者卒于通，三家实则一家。积久豁然，全经一贯。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愤悱启发之功也，举一反三之功也。学问之道，固不可浅遇而可深逢者也。”[11]可见，魏源对于“三家实则一家”的认识，是魏源在研治《诗经》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三家同源是魏源贯穿全书的发挥大义的立足点。以一家之说推其他两家之义，以两家之说定一家之义，魏源经常以此来推求三家，从而发挥微言。魏源的三家同源论，既是基于一定考证基础上的认识，又是他面对三家亡佚之说，所需发挥大义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积久豁然，全经一贯”，可见是他长时期思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心应手的发挥三家大义，可谓用心良苦。但有时过于强调三家之同，而忽视了三家之说存在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指责为妄论三家同源，不能不察。
　　其五、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说。魏源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中》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蕲上寤，不为他人之劝惩也。”[12]《诗》为作诗者之情观念的表露，是对“诗以言志”文学传统的阐释。他所强调的“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及“正义”、“旁义”的一些理论，都极具有文学色彩。
　　又在《毛诗义例篇中》以更直接的方式，表明了《诗》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自国史讽《诗》述志，于是列国大夫有赋《诗》之事，自夫子录《诗》正《乐》，于是齐、鲁学者有说《诗》之学。然说《诗》者旨因诗起，即旁通触类，亦止依文引申，盖诗为主而义从之，所谓‘以意逆志’也；赋诗与引诗者，诗因情及，虽取义微妙，亦止借词证明，盖以情为主而诗从之，所谓兴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鬯，故其后为传注所自兴；兴之所至者，兴近则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后为词赋之祖。”[13]齐鲁说诗之学，乃为“词赋之祖”，这一文学源头的追认，在《诗经》研究领域是空前的。
　　他在《三家发微下》云：“夫诗之道，今古一同，志有所之而形于言，岂有抒写怀抱之作十不一二，而篇篇美刺他人者？欢愉哀怨，不病代呻，是今有性情，古无性情也。”[14]表明了他对《诗》为抒发性情之作的认识。这些言论，直接刺激了后来《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梁启超谓其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15]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从对近代文论影响的角度，点明了魏源《诗古微》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述的价值。
　　魏源《诗古微》的今文大义发挥，是真正意义上的今文三家《诗》的复活。是清代后期三家《诗》研究的重镇，无论是他的考证成就还是学说影响，在《诗经》研究史及清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许多创获，为后来研究者所广泛借用。他不仅实际考证许多新说，表明其卓越识见，而且发表对解经的看法，从理论上指导研《诗》之径。如在《变小雅幽王诗发微上》中说：“说经者必明全经之例，而后可以定一篇；亦必综当时之全势，而后可以论一事。”[16]魏氏的解经之法，意在说明《毛诗》在解经方法上存在失当之处，故而导致了偏离《诗》本义。成为后学研治《诗经》的理论先导。
　　《诗古微》研究所造成的声势，对当时的古文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一些古文经学家的不满。叶德辉是晚清固守古文的守旧派的代表，他简直无法容忍魏源《诗古微》之类的著作存在，强烈批驳道：“夫不读东京诸儒生传注之全经，而读后人掇拾之残经，不读文完义足之内传，而读断章取义之外传，其心非尽灭全经，以入于异氏之室，必犹有不能息喙者。观于《毛诗》，本出西京，亦谓西京无此学派，则其意固非主张西京可知。其端开于魏源，晚病风魔，虽由于好佛，佛亦岂可好者？其死而因毁《毛诗》也者，则言者无罪；其死而非毁《毛诗》也者，则闻者足戒。”[17]可见叶氏不仅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言语之中尽是对今文学的不满，而且对魏源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当然他这说法是有历史背景的，是针对戊戌时期维新派倡导今文经学，主张“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而言的。但他的强烈愤恨批驳的态度，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嘉道以后的三家《诗》今文学研究之盛，已动摇了纯粹古文派的思想基础。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三家《诗》学的研究，对古文派《毛诗》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因而“《诗古微》是清代中叶经今文学派的一部力作，它以新颖深刻的见解，驳倒以往支配人们头脑的古文学派‘美刺’说一类观念，进一步动摇了古文学派的地位，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18]
　　总之，魏源《诗古微》发挥三家《诗》今文之学，张显今文大义，堪称卓著。如台湾学者文幸福所言：“陈乔枞之考据详博，魏源之议论宏辩，言今文者并为二雄。”[19]陈、魏二人的三家《诗》辑佚之功与阐释之功，并为清代三家《诗》研究双子星，同在三家《诗》研究史，及《诗经》研究史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守敬：《重刊诗古微序》，《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77～878页。
　　[2]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
　　[3]胡承珙：《答陈硕甫明经书》，《求是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55页。
　　[4]胡承珙：《与魏默深书》，《求是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66页。
　　[5]龚自珍：《与张南山书》， 张维屏：《花甲闲谈》卷六，《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3册，第334页。
　　[6][10][11][12][13][14][16]魏源：《诗古微》，何慎怡点校，《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4、343、99、129、169、60、273页。
　　[7]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页。
　　[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下），《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3册，上海书店1992年版。
　　[9][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2页。
　　[17]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8]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9]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