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对魏氏的偏颇之论。

　　关键词： 魏源；《诗古微》； 今文经学； 三家《诗》
　　
　　在清代三家《诗》研究领域，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有魏源的《诗古微》是独创性的著作。如果说与魏源同时代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使三家《诗》遗说的收集得以完备，稍后的王先谦对三家《诗》遗说进行整合，而魏源三家《诗》今文大义的发挥，则是使泯灭逾千百年的两汉三家《诗》结合社会现实特征得以复活。或许魏源的发挥对两汉时期的三家《诗》说有所偏离，但其最大贡献在于张扬了晚清时期的三家《诗》说。魏源《诗古微》，既具有古文经学家的考证功底，又兼有宋儒理学注重义理的睿智，并拥有今文经学家发挥微言大义的特性。杨守敬《重刊诗古微序》云：“魏先生默深《诗古微》张皇幽眇，归之大道。向之弃之如遗，噤不敢出口者，至此大声疾呼，旷若发蒙。盖二千年之绝学，天实启之，非躛言也。”[1]充分肯定了魏源《诗古微》启两千年绝学之功用。
　　陈其泰先生论述道：“魏源《诗古微》、《书古微》两书充分发挥了《公羊春秋论》中推动清代学术思潮转变的基本宗旨，……魏源此两书出，遂把经今文学复兴推向更多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派的声势，遂掀起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影响。”[2]可见，魏源的《诗古微》研究，从整个晚清今文经学思潮发展的角度来说，扩大了今文经学研究的范围，壮大今文经学研究的队伍。以便更好地完成晚清今文经学所倡导的通经以致用的目的，推进了晚清时期今文经学研究思潮的高涨。
　　魏源《诗古微》有初刻本及二刻本两个版本。二刻本不仅在初刻本两卷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二十卷，充实了内容，更主要是表明了魏源思想的发展。初刻本由修吉堂刻，分上、下两卷，前有李兆洛序。魏源成书及刻本刊刻的确切年代史无可考，从胡承珙的书信及刘逢禄的序中，可以作出大致的推断。胡承珙《答陈硕甫明经书》云：“魏默深闻刻《诗古微》二卷，不知其去岁曾到杭州，顷已寄书都中，向索所著矣。”[3]又《与魏默深书》云：“自丙戌奉书后，旷焉三载，山川间之，无繇通问，鸡鸣风雨，我劳如何？前承大著《诗古微》一册，发难释滞，迥出意表，所评四家异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论。”[4]由此可知，从丙戌再下推三载为乙丑，即为道光九年，胡承珙已在道光九年以前读到《诗古微》二卷本。并且刘逢禄曾为《诗古微》作序，而刘卒于道光九年，他作《诗古微序》亦当在此以前。由此可以推断，初刻本《诗古微》成书并刊刻于道光九年之前的道光初。龚自珍在道光十一年九月《与张南山书》中记道：“魏君源居忧吴门，其所著《诗古微》，颇悔少年未定之论，闻不复示人。”[5]可见，在初刻本刊行后，魏源并不满意，故后来又增补修订，即为二十卷的二刻本。
　　从《诗古微》初刻本的刊刻，到二刻本完成的十余年间，是魏源的思想逐步成熟定型的一段时间。道光时期的这十余年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国内外的各种矛盾都处在激化上升的阶段。随着鸦片的输入，大量的白银外流，国内灾荒不断，边疆暴乱时有发生，这些都更加刺激了魏源治世救国的决心。这十余年也是魏源本人广泛交友，切磋学问，发展思想的十余年。在北京期间，他参加各种集会，广泛结交治经爱国之士。他们既倡言国家政治之大势，又交流学问研治之心得。这些都对魏源“如国家何”的研经使命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
　　相比较初刻本从整体上发挥三家今文大义，二刻本更注重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更加发扬“以三百篇为谏”的今文传统，提出了许多的治理国家的措施，也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都是在初刻本中不曾谈到的，表明了魏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如在二十卷的《通论豳风》中，针对《毛诗序》的：“鸱鸮，周公救乱也。”他发挥说：“《毛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若全诗皆为周公自救，何与于救国家之乱乎？”[6]这样，就把救乱之说，引向了拯救国家，确保国家稳定的更高层次上来，因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应以国家为重的要求。实际上是他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结合具体的三家《诗》说，进行借题发挥，表达了关心国家治乱，重视变法求强的治世主张。
　　可以说，二刻本正是在初刻本基础上，进一步联系现实，深化三家大义的结果。这种变化，正体现了魏源治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以考证的方式论述，发挥三家《诗》微言大义的宗旨，是魏源《诗古微》最根本的特征。魏源以“古微”命名，就表明了他意在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当代学者李瑚先生也谈到：“魏源作《诗古微》的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用以辟毛郑《传》、《笺》的肤说泛议，以前史为鉴，以《诗经》当‘谏书’，以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的目的。”[7]魏源在发挥三家之义的时候，绝不空发，都是在结合具体考证的基础上予以证明。并且贯穿清代考据学家“孤证不为定说”的治学宗旨，多以“请列多少征以明之”标示，罗列证据，详为考证。晚清的三家《诗》学，既脱不了乾嘉汉学重视考证的影子，又有紧密结合实事发挥“微言大义”的经世之用，也就是王国维所总结的：“龚、魏兼具乾嘉专门之学，及清初诸老经世之志。”[8]在注重考证的基础上，以发挥今文大义为宗旨的《诗古微》，在具体的考释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发三家之微言，以驳《毛诗》之误说。这是《诗古微》著述的根本点。对于《毛诗》的反驳，首先从传授渊源上，就流露出与三家《诗》的传授相比较，《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在考证三家《诗》时，都有明确可据的传授渊源。而《毛诗》的传授则采用《经典释文》引徐整言，注明徐乃“三国吴人”；及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言，又注明陆“亦三国吴人”。意在说明三国时期以前，并没有人谈到《毛诗》的传授源流。如果真如二者所言《毛诗》传自子夏，那么为什么三国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呢？并且二者所记源流不一，更增加了《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一个连渊源传统都无法考证的诗派，它的诗说怎么能不令人怀疑呢？因而当四家不同时，当然以三家为是毛为非了。其次指出《毛诗》的篇次多为有误，并指出《毛诗》的一些说法违误。如在说《驺虞》之诗时，在考证三家以驺虞为官名为长，毛以为兽名为非的基础上，引伸发挥道：“《麟趾》、《驺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国，风化美而贤才多，察乎天地。”也是针对治世安国而言。在《邶鄘卫答问》中，列举八例以三家之说来证《毛序》刺、淫说之失，等等。这也是魏源发挥三家大义，以明周孔治世之志的重要部分。通篇观览《诗古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全书有不少的证明《毛诗》之失处，但也有许多以三家倡志发明毛义的。这表明了魏源并不是全然否定古文《毛诗》，而是发挥三家之说，以争得三家与毛同等的经学史地位，打破《毛诗》一统的局面，以完成通经以致用的学术理想。
　　其二、诗、乐为一，周时无不入乐之诗。魏源在二卷本中有专门四篇《诗乐》，二十卷本中有通论诗乐，包含三篇《夫子正乐论》及《附考乐章节次》一篇。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乐观。在《通论诗乐篇》对先秦礼乐与诗进行考证，从而得出：“周时无不入乐之诗”。这一论断为后来学者所证实，解决了争论几千年的诗乐问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9]肯定了魏源的诗乐合一观。
　　其三、“谏书”观念的直接表露。魏源在具体的诗篇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有的时候在阐发议论中，直接表露出来。如《周南答问》中，解《麟趾》，《毛传》“公姓，公同姓”时，引《左传》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后，发表感言道：“《周南》当殷之末世，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之仅存者，经纣数十年之荡涤，已无复存。及文王积功累仁，移风易俗，人材蔚兴，变凉德为敦厐，变贪竞为推让。盖南国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独美周国之公子也。”[10]这实际上是对当朝统治者施政的谏言。《召南答问》言《甘棠》召公之意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在树立为民立政的形象。魏源“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发挥三家微言大义而著述《诗古微》的目的，就在于“以《三百篇》为谏”，从而提出自己的施政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