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曾国藩；民生观；评价
曾国藩推尊儒家学说，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生前被人称赞为“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1]。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说道：“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这里所提到的“内仁外礼”，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3]，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扬播。
咸丰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为分内之事的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四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4]。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列举了“三难”：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个问题涉及到赋税、治安和司法，如果处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所谓“国以民为本”，如果百姓的颠连困苦，一丝一毫都没能上达的话，都是属臣的咎失。曾国藩因此进一步指出，改革这三个方面的弊政是当前之急务。解决银价太昂的问题，他在随后的《平银价疏》中提出“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等变通平价的方法，希望“以挽积重之势”，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尽可能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逐步延伸和扩展。
一、“禁骚扰以安民”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如《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均饱含着对湘军将士的一腔挚爱与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极力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6]，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的“爱民”主要是指“不扰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7]。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为湘军撰写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在剿捻期间，战火连年，动乱频仍，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愧疚，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14]。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15]，“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16]。曾国藩“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17]。
二、“重农事以厚生”
曾国藩的“民生”观，其一不准和老百姓“稍有口角”，其次“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18]，其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赈济百姓，救民水火，“尽心于民事”。在实际中，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维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其民生观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足民之政，积谷为先”，清代的京仓、义仓、社仓等皆有减灾备荒的功能。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了解到，有段时期乡谷价格高涨，致使贫民无以聊生，于是便打算为曾氏和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以及“二十四都”贫民。由于处境并不宽裕，俸禄也很有限，所以设置义田的想法难以如愿以偿。但他明确表示，一旦“稍有赢余”，则坚决“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咸丰元年（1851）四月，面对家乡的饥谨连年，曾国藩又表示愿效仿朱熹，在家乡推行“社仓之法”，这样“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19]。这些足以窥见曾国藩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襟怀。
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曾国藩后期在两江、直吏总督任上，对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经常为雨泽、旱情等伤稼而痛心疾首。像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恐多雨伤稼，麦收不登，忧灼无已”[20]，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三日又写道：“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21]，字里行间的焦虑之情跃然纸上。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因苦雨伤麦”，接连数日“至城隍庙步祷求晴”[22]。同治八年（1869）直隶亢旱非常严重，曾国藩担心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23]，于是决定“查明极贫下户，按口给钱，俾免饿殍”，除发钱之外，“开仓赈籴，庶次贫之户不致遽生觖望”[24]。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为民事农情而焦灼不已，客观上说是因为农民的收成好坏关系到军队的饷源，但从主观上看，更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儒学教育确实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所以他要求“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者，必须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