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治军崇尚法治，严明军纪。1861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弟前面陈治军之要诀，以用少御众者，惟一严字。”所谓“严”即指严明法令。惟法令昭彰，“无论文武人，无论智愚，莫不顾之而生畏。诚虑一朝失势，不遂其所欲，不便其所私，故不得不勉强循轨以为之耳。”[22]因此，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行军打仗“第一禁奸淫，其次禁掳掠。”[23]并结合当时吸食鸦片之风日盛的情况，补充不准吸食鸦片的规定。他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操作中遇有违规者，曾氏即实行军法处置，严惩不贷。1863年，营将郭松林置严禁部勇娶妇之规定于不顾，私自置五妾，且偷用营中口粮。哨官朱怡如法炮制，私藏女子。曾氏得悉此情后，立刻撤除郭松林营。追缴其亏空的口粮，朱怡亦被驱逐出队。又严令再有私自偷粮、娶妇者，一律格杀勿论。他言出必行，将不惜以身试法的一亲兵、一散勇统统斩杀，使部队纪律为之一肃。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荃以法治军的思想，较之于事后用法，更注重事前警告、教育。他声称：“所谓严者，不可待事后之行法，而在事前之要约。三令五申，以授其机宜；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将领畏大帅之严法甚于畏贼，则必相索戒其部下，咸知惧而协以谋贼，自然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矣。”曾氏的事前警告、教育主要包括：防骄、防怠、防僭分，因为骄矜、懈怠、僭分皆因“不畏上之法令”所致 。所以身为统帅必须平时“易宽以严”“以威严摄服其心志” [24]，才能做到防微杜渐，避免出现触犯法令的情况。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期间，将领鲍超因“战果”颇丰，渐生骄意。曾国荃去信建议曾国藩多劝诫鲍超，以免他因骄生怠，不留心战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分寄《爱民歌》等书册给各军，以此加强对士兵的约束。
（三）“裁旧更新”，“去腐生新”
曾国荃认为，治理军队贵在“气象常新，一兵得一兵之用”。不能“使稍有暮气，致蹈从前绿营积习。”[25]且“凡事皆创造者难，收拾现成者易。惟办军营之事，去腐生新，终不易洗涤旧染之污，与其为收拾现成之难而罔济，则毋宁为创造之反较易而有功也。”[26]他总结其治军经验云：“若悉仍旧有之军而用之，则饷益欠而无所底止，兵益疲而难期振作。”[27]暮气沉沉的军队不但徒费粮饷，且不利于振作士气。湖北提督汪长贵率领的四营勇丁，长期驻扎襄、樊一带，均已暮气沉沉。面对这样的军队，曾氏指斥道：“难期所向有功，若不裁旧更新，选将任使，徒有防守要地之名，而无坚强可靠之实。”[28]力主裁撤不力勇丁，招募新军。曾国荃的这种去腐生新的治军思想，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出现各种类似绿营、八旗的积弊，使军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 “日事操练”，“熟能生巧”
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只有武艺精湛、训练有素，才能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曾国荃治军最重训练，他说：“凡阵法之纵横、口号之整齐、枪炮之准则、测量之精细，皆须日事操练，庶几熟能生巧。”每次接见统领、管带，他都“无不以此诰诫而申儆之” [29]。他反对临阵磨枪，认为训练贵在平时坚持。即使处在和平阶段也要居安思危，坚持训练，方能造就一支劲旅，以备他日临警之用。1889年，他在《复陈南洋办防已有头绪疏》中奏道：“窃思趁此闲暇之时，居安不可忘危，必畏危而后得安；患在不豫定谋，必谋定乃可无患。及今赶紧训练，俾成劲旅，欲保东南数省财赋之区，莫良于此。”[30]军事训练的内容不外乎步法队列、个人素质、技能等项。曾氏最重步法队列训练，认为步法是军事训练的基本功。遇到敌情如不能保持队形严整，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平时多训练阵法，讲求步伐止齐之法，方能成有制之师。他强调，“部伍必须整齐也。操演阵法，固有步伐之节、止齐之规，不可稍紊。即拔营行师，亦须各归各队，鱼贯而行，庶为有制之师。”[31]他不仅注重本国传统技能训练，还聘请洋人为教习，引进西人操练之法。1883年，江南筹防局延聘英国总兵罗威富勒部列来华教授水雷技艺。合同期满后，曾国荃鉴于该员精通水雷，教导有方，上奏朝廷继续留任洋教习在华教导。以求中国水雷技术精益求精，为日后作战打下基础。
（五）“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
如同曾国藩、左宗棠一样，曾国荃也主张待勇士以诚。他曾有言：“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诚则足以感人，而士卒乐为之效命。诈则示人以不测，而贼之间隙可乘。无事不诚，无时不诚，诚之至也。间或用诈，间或不用诈者一二端以掩其诈，而使贼自误，诈之工也。”[32]在强调待勇以诚的同时又注意结合用兵以诈，进一步完善了传统军事思想。而要将“诚”字功夫落到实处，曾氏认为， “一言一动，皆须审量于上下之际而后发，若轻易以出之，以职司之位而行专阃之政，其不失信于众人也几希矣。”[33]同时，要处事公平。家兄曾国华被胡林翼任命为统领后，曾国荃曾致信其兄道：“发给各营口粮宜均匀，不可任意多少。如遇有不接济之时，尤宜见多分多、见少分少，宁可薄己而厚人，不可薄人而厚己。行之既久，诚信自孚于人，虽不接济，人亦谅之矣。”至于“谦”，曾国荃写道：叙人战功“宁可自己少叙几句，他人多叙几句，以昭鼓励。”“盖兄以平衔待各营官，各营未有不起敬起畏，而以总统待老兄者。是自去其虚号，而转在在收其实效也。”[34]虽然曾国荃的这种诚谦待勇思想是为一己之需，不免带有局限性，但这种具体作法，在治军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收买人心的实效。
（六） 重赏严罚，固结军心
曾国荃认为，“胜负无常，强弱无定，惟视统帅所用之将与将官所用之兵，人心固与不固耳。未有能得人心而大败者，亦未有先失人心而能胜者。同此兵力，固有先用之而胜，后用之而败者；同此器械，亦有彼用之而败，此用之而胜者。”[35]曾国荃固结军心的手法为：一是重赏。只有平时厚给薪饷，将勇“临事方能致其死命，置身前敌，入死出生。”[36]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指出重赏对于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性。他写道：“去秋援贼来犯，当万分危险之时，除犒赏援兵钱米外，每次悬重赏鼓励敢死之士，或抢救道口，或暗截地道，或抢修濠垒，或夜破卡垒，皆赖重赏勇夫，支持危局。”[37]二是严罚。“只有严传号令，固结人心，水路各营自立军令状，断不至闻警思退，且皆愿舍身报国，坚守营盘地基。”[38]进攻金陵时，曾国荃就是靠“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 [39]的办法，使得将勇争相前进，不敢畏葸不前，大大加速了攻克金陵的步伐。
曾国荃行之有效的建军、治军方略，塑造了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劲旅。对于履行封建国家对内对外职能方面，都收到了明显效果。《中兴将帅别传》中记载道：曾公“治军则严而有恩，时设赏以励战士。统大众止屯处，秋毫无所犯。其围安庆也，遏集贤关悍寇，相持百日，坚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叹曰：‘虽涤侯用兵，不是过也。’”[40]这种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却反应出曾国荃从严治军这一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2][3][4][5][40] 《曾国荃全集·附录》：第六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 第1版，第14、16、12、54、14、14页。
[6][14][20]《曾国荃全集·书札》：第四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225、465、226页。
[7][8][9][23][26][31][37] 《曾国荃全集·书札》：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536、31、536、536、202、536、295～296页。
[10][11][12][16][18][25][29][30][35][36][38] 《曾国荃全集·奏疏》：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249～250、252、244、488、242、512、512、201、249、231、251页。
[13][19][21][22][24][32][33][34]《曾国荃全集·家书》：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115、60、115、116～117、116～117、64、147、63～64页。
[15] 《曾国荃全集·批牍》：第六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156页。
[17][27][28][39] 《曾国荃全集·奏疏》：第一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37、37、4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