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曾国荃是著名的湘军将领，他自1852年开始，与乃兄曾国藩一道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他在治军、为官、处世、教子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史学界对曾国荃军事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文不揣简陋，在阅读最新出版的《曾国荃全集》的基础上，拟从他的建军、治军方面探讨其军事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 曾国荃；建军；治军
　　
　　曾国荃（1824—1890），著名的湘军将领。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湖南，曾国荃开始在湘乡兴办团练，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853年，他协助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新军，并“为文正（曾国藩谥号——引者）画三十二策，无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1]1856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被困南昌，形势危急。曾国荃为解燃眉之急，在长沙募勇，组建吉字营救援江西，屡战皆捷。1858年，在江西筑长围围攻太平军，攻克吉安，因“功”授知府加道员衔。1859年，曾国荃率兵援剿景德镇，三战三捷，擢升道员。1861年，大破集贤关，克安庆，以“功”加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1862年，曾国荃率勇进军金陵，驻扎城外雨花台。曾国藩以孤军深入、兵力薄弱为虑，屡次下令退军。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2]他加固粮道，增设要隘营垒，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终解围。此时，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均认为应乘胜撤围，退保芜湖，曾国荃又力排众议云：“贼（诬指太平军，下同——引者）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引者）、和公（和春——引者）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3]坚持不能退兵。历时两年多，终克天京，活捉忠王李秀成。曾国荃也因“功”受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衔。1866年，曾国荃又奉命剿捻，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法国军队入侵东南沿海。曾国荃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90年，曾国荃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赐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4]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5]我们认为，这些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对于这样一位晚清重臣，湘军重要将领之一的曾国荃，对其军事思想，大有研究之必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建军思想、治军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建军思想
　　
　　（一）严格招募标准
　　鉴于清廷正规军绿营、八旗兵缺乏战斗力，不堪任用。曾国荃继其兄国藩之后，行军打仗多亲募勇丁。关于募兵原则，他坚持兵在精不在多，“所谓征兵满万，不如招募三千之良耳。”[6]关于招募标准，他提出以下几条：
　　 其一，宜多招湘人，兼募当地兵勇。其理由是：“昔年粤逆倡乱，克复城池，歼除首逆，皆赖湘军之力。近日收复新疆全域，湘军又居首功，是湘勇得力之明效大验也。”[7]但他并没有囿于曾国藩无论何地打仗，必回湖南招募的观点。而是结合战争需要，因地制宜。除多募湘勇之外，他还主张征募当地兵勇。因为当地兵勇“本此邦所产之材，而办此邦之事，形势既熟于胸中，人心亦易于联结。其有裨于客兵、有益于地方者，良非浅鲜。”[8]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抵御法国侵略东南沿海，就曾针对广东民风强悍的情况，提出不用客兵，改为招募当地英勇善战之人，组成兵团，守卫边防。这就跳出了其兄募兵仅用湘勇的地域局限。
　　 其二，宜招乡村朴实之人，杜绝油头滑面之辈。曾国荃认为，“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而乡村之人多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因此招募乡村之人实属“梓里釜底抽薪之策也”。
　　 其三，宜招年轻力壮之人，“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期间，针对山西气候寒冷、多崇山峻岭的特点，他在募兵时指出：“行营打仗，全仗年富力强、气力精壮，倘或已过三十岁，则难耐山西之寒及登山逾岭之苦。惟祝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斯得之矣。文帮办、武护哨，亦宜择年力壮强能行路、能骑马者为要。”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选择年轻力壮之人为勇，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其四，宜招不染恶习之人，禁绝吸食鸦片之人为勇。曾国荃目睹绿营、八旗沾染鸦片恶习者日众，深知鸦片对军人危害甚深，“若吸食洋烟，则气力必减，懒惰必惯。无事既行路恐后，有事又安望其奋勇争先乎？此勇丁吸食洋烟为军营所大忌也。”因此要求招募勇丁时必须严格挑选，以不食鸦片为首要条件。他规定：“营中自管带、帮带、哨官以至散勇，均宜先严此选。至于长夫、伙勇，一营之军装、食用皆资其挑负，所关匪轻，亦宜一律遴选。”不招沾有恶习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招军人的质量。
　　 （二）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
　　兵种常规上可分为步兵、骑兵、水师等。兵种不同，其所适用作战范围亦有所区别。因此，不同时期作战对象不同，曾国荃的兵种建设侧重点也因时因地发生变化。1852年至1864年主要是同太平军作战，太平军活动范围多为高地、城市和悬崖峭壁，适宜步兵作战，此一时期，曾氏组建部队时注重步兵建设。1866年至1867年为剿捻时期，针对捻军骑兵发达、善于冲锋陷阵的特点，曾氏很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他曾提到：“接仗固需步兵，冲锋先资马队”，所以“马、步必须兼用也”。1878年，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时，考虑到山西某些“旷野平原非马队不足以资驰骋”[9]，建议部属刘连捷招募勇丁时，广为收录善于骑射之人。并将招募的新勇，抽出部分专门组建马队，使骑兵力量大为加强。弥补了步兵不善冲锋的缺陷，在剿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0年至1890年，俄、法等外国侵略者加紧侵略我国沿边、沿海地区。曾国荃意识到水师在海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开始加大水师建设力度。鉴于清军水师规模不大、兵力单薄、设备落后的现状，曾国荃曾呼吁加强水师装备。面对多次裁撤长江水师的诏令，曾氏设法抵制。并于1887年上奏《裁减长江水师利少害多疏》，力陈水师只宜加强不宜裁减的理由。1890年9月，曾国荃又在南京创设江南水师学堂，培养水师人才。曾国荃根据各个时期不同需要，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三）发挥武器的重要作用
　　军队能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兵力众多，而且与武器装备状况有很大关系。曾国荃在同外国侵略者多次交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西人之所以能占上风，“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非有异术也”，而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战斗力，但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自以为船坚，自以为炮利”，那就犯了“不知己又不知彼” [10]的大忌，其危险性自不待言，故而主张修船添炮、采购水雷等先进武器，不惜巨资修造坚厚兵船，不重其多，只重其精，“炮位则宜求其极大，军火则宜求其极精”。拥有锐利的武器，再“一心倚重知兵之员，遴选能战之将”，方能“足以制敌，而不为敌所制。”[11]曾国荃既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又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
　　 （四）重视筹饷、屯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曾国荃领兵多年深刻体会到粮饷对军队建设的作用。
　　关于饷项，曾国荃认为，“军事之利钝，恒视饷事之盈绌为转移。”[12]“饷项宽裕则不患兵不强。”[13]因为防守、练兵、购买武器、犒赏三军等均需巨饷。至于解决饷项办法主要有：裁撤冗杂勇丁，节省饷源；动员绅耆士民捐款筹集；整顿军务，改革厘金局、总粮台等供应机构，开源节流；截留盐铁等税收以解燃眉之急；发展地方经济，军队实行屯田，自筹饷需；筹措无方时，不惜借款充饷。
　　关于屯田，曾氏认为，“驻兵以足食为要。善谋国者，用兵屯耕，其所食即食其所耕。”[14]“开办屯田，查勘荒地，分别垦种，扼要屯防，既可借兵力以卫民，复可得屯粮而节饷，是诚安边靖寇之至计，而亦寓兵于农之良法也。”[15]曾氏重视屯田的做法，既有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又可巩固边防，缓和边疆危机的局面。可谓一举两得。
　　
　　 二、治军思想
　　
　　（一）“治兵之道，首重选将”
　　曾国荃非常重视选将，他指出，“治兵之道，首重选将。”[16]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全靠将领审时度势。在曾氏看来，如果将领统军不力，就会出现“有守御之名，无整军之实，安静之时多费饷项，寇至之时每难抵挡”。“冗兵日增而月饷日绌，悬欠益巨。”[17]至于选将的标准，曾氏认为，古语所谓“千兵易得，一将难求”，所论极是。他提出，“选将必求善战善守之人，方免流弊。”[18]作战勇猛、果敢有为的记名提督袁九皋；素有韬略、能征善战的记名提督陈凤楼；智勇双全、精通战术的记名提督余光德，均被曾氏上奏遴保为将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氏用人亦不拘一格，主张选将不必求全责备。他认为，“人之性情有勇怯之殊，技艺亦有长短之不齐”，主张“不及者仰而企之，过者俯而裁之”，“弃其短而用其长。”[19]如部属郑绍忠，固可独当一面，“然勇有余而谋或尚不甚优裕”；邓安邦善于联络东莞、新安之人心，“其精细有余而精力近觉不如少壮之时”。对于这样的人，曾氏认为应“节而取之，均属一时之俊。”[20]他还在家书中向其兄建议曰：“方今之世，无钱不算穷，无人可用乃是真穷，祈兄刻刻留心，广为储蓄。所求不必其全，但闻其一节之可用，则取其一节，久之集腋自可以成裘。”[21]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曾国荃为其兄推荐了大量可用之才，亦为自己网罗了一批将才。这些人对曾氏兄弟镇压太平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