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最后一说释“昆仑”为谭嗣同自喻,同样存在窒碍不通之处。如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一文对此诗的解读是:他想到了张俭“望门投止”所造成的祸及旁人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不愿逃走连累别人。“忍死须臾”而侥幸地死里逃生呢,这只是个奇迹。这种巧事儿不是谁都能碰上的,因此说“待杜根”,意思是让杜根去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吧,我决心去死,不抱任何侥幸心理。我要像横刀仗剑的战士那样,用傲睨恶势力的豪笑来迎接死亡。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在这两方面都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山那样高耸。
此种解释显得极不合情理。首先,不符合此诗写作的特定环境。这是一首狱中题壁诗,谭嗣同此时已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他怎么可能还在“去留”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呢?其次,与谭嗣同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侠义性格也大相径庭。试想,谭嗣同早在被捕前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拒绝了好友的劝说,决心杀身成仁。他怎么会在被捕系狱之时,还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安危去留呢?谭嗣同一生轻生任侠,何曾把自己的死生看成昆仑般的高耸和伟大呢?再说,前两句还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结尾处却来一个自比昆仑,这不显得很滑稽吗?这种解释无异于把谭嗣同慷慨赴义的伟大壮举变成了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我标榜,显然有悖谭嗣同的原意。
三
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诗歌中的意象一般都具有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等多重内涵。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亦不例外。结合此诗的创作背景,诗中的用典,以及作者轻生任侠性格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笔者以为,诗中的“两昆仑”具有表层具象和深层内蕴两个层面的内涵。就表层具象而言,它所指确系两个具体的个人,即逃亡的梁启超和留守的谭嗣同;而就深层意蕴而言,“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即“去”者),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即“留”者)。
首先,梁启超与谭嗣同一去一留,有去有留,符合“去留”的条件。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戊戌政变发生前夕的八月初六日,谭嗣同与梁启超“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圣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谭嗣同的态度很坚决,即留下来“惟待死期”,而劝梁启超入日本使馆去救康有为。只有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才可以想办法救先生,而保全康梁,维新大业才有希望。梁启超接受了谭嗣同的意见,当晚即避入日本使馆。初七日,谭“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不至。”初八日又到日本使馆与梁相见,并劝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借用这一典故,意在敦促梁启超为“行者”,担当起程婴的角色,救护光绪和新法;自己则担任公孙杵臼的角色,“留”下来以死酬谢光绪。
其次,梁、谭二人都参加了旨在富民强国的维新变法大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两人平日“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仁学序》)[20]故谭诗中称自己与梁启超为“肝胆两昆仑”实不为过。
第三,无论是程婴、杵臼的去留,还是张俭、杜根的去留,其目的都是为了战胜邪恶,匡扶社稷,他们的侠肝义胆光照日月。谭嗣同、梁启超的去留同样是为了与顽固派作斗争,以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去”者,救康先生以图后举;“留”者,酬圣主以报君恩。因而无论是去,还是留,都是献身于维新变法这一伟大事业,同样是伟大的。谭嗣同之所以决心留下,以身殉国,是基于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和慷慨牺牲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求仁得仁,当仁不让,用巍巍昆仑来形容他们的伟大人格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梁启超本人后来对“两昆仑”又有新的解释,承认了自己就是谭诗中的另一昆仑。1956年香港《天文台》第976号有忘机所作《谭嗣同遗诗之谜》一文,该文在引梁启超《谭嗣同传》“不有行者……”一段话后云:“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21]因这时已事过境迁,梁氏才告诉忘机“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正确解释,此前的解释大概是为了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违心地说了假话。
故就此诗的具象层面而言,“两昆仑”确有所指,即逃亡的梁启超和留守的谭嗣同,惟有他们二人最符合诗中的所有条件。
不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并非“两昆仑”的全部内涵,就当时情形而言,无论“去”者,还是“留”者,都不止梁、谭二人,他们只是两个维新志士群中的一员而已。故就深层意蕴而言,“两昆仑”应理解为为应对不测而被迫化整为零的两个维新志士群体,即以梁启超为代表,潜逃海外、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逃亡志士群(即“去”者)和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代表,坚持战斗,不惜以身护法的留守志士群(即“留”者)。作者满怀豪情赞美的正是这两个维新志士群体。
首先从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由众多维新派人士参与的旨在革除积弊、变法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由于此次变革触动了一部分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变法失败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大肆搜捕维新党人,“穷治维新之人,大率以‘结党营私’四字为其罪案,举国骚扰,缇骑殆遍。”[22]所有参与、支持,甚至同情维新变法的人,都成了清廷打击迫害的对象。除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外,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家属、受株连下狱者不计其数,“自古党人之祸,未有如此之惨也。”[23]这简直就是一场维新党人的空前大劫难。遭此大难者,无论是被逮入狱者,还是逃亡国外者,都不止一人一姓。故将谭诗中的“两昆仑”理解为去留两个维新志士群,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再看诗中的用典。诗中前两句所用张俭、杜根典故,皆出自《后汉书》,内容讲述的都是东汉末年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株连之广、迫害之惨,与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戊戌政变”有着惊人的相似。谭嗣同用此二典,正是意在表现势单力薄的维新派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英勇抗争。故诗中的“两昆仑”,不应单指一两个人物,而应指整个维新人士群体。
就谭嗣同轻生任侠性格及勇赴国难的自我牺牲精神来看,谭嗣同对维新变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维新变法事业有成于将来,他拒绝出走,决心以身许国。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心忧天下,始终关注的是未竟的维新变法事业,而非个人的去留安危。据时人记载:“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24]诗人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要以自己慷慨献身精神去感召激发和唤醒后人,鼓舞他们去为昌国兴邦而斗争。所以,面对敌人的屠刀,他仰天长笑,视死如归,凛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25]一个将变法事业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是绝不会心中只装有自己的。
综上所述,《狱中题壁》诗是作者对维新志士的临别赠言和对变法事业的经验总结。作者以高大巍峨的昆仑山脉赞许两个维新志士群体,即以康、梁为代表,潜逃海外、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逃亡志士群,和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代表,坚持战斗,不惜以身许国的留守志士群。作者一方面对于他们为变法事业忍辱负重,或破家逃亡,或忍死以待的壮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无论去留,都要肩负起维新变法、富国强民的重任,像东汉的张俭、杜根那样坚持斗争,以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也表明了自己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为变法而献身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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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文史知识》1994年第5期。
[14]宋国屏:《“两昆仑”解释值得商榷》,见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70页。
[15]王卫平:《不忧不惑不惧 亦血亦泪亦歌——也说谭嗣同〈狱中题壁〉的诗眼》,《名作欣赏》2007年第9期。
[18](唐)王度等著,石海阳等编:《唐宋传奇》,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82页。
[21]李敖:《两昆仑考》,《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印本,第78页。
[22][2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翦伯赞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286页。
[24]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