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虞廷十六字”是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几，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程朱理学理论体系的源泉，对将理学作为功令的清代国家来说，更是进行统治、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据。阎若璩认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经》：“《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读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而洪良品则说十六字精妙绝伦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而造语如是之精密哉？”[20]
关于这个问题，辨伪学者多认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凑集，“搜寻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词之来源，并指出其凑集之破绽。此实占攻晚《书》者之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学者大多在肯定辨伪派“晚出古文《尚书》为伪”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赞赏他们的研究。但是也有不同声音，如杨善群认为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完整、全面”、“连贯、流畅、自然贴切”。“古文《尚书》决不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姑且不论古文《尚书》是否别有来源，仅就“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22]而论，实际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书》乃后人蒐括群书会粹成书的假说。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提出“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23]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论断，基本可以证实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旧本。
但在阎若璩著作已广泛流行的晚清，为何学者还要维护这个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统”？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时代有关。辨伪派学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时代相比，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虽然也有维护世道人心的要求，但远不如后者强烈，造成考辨双方在出发点之不同。辨伪学者虽也承认古文《尚书》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将其视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们看来，对这部典籍进行甄别，以考究其真伪的学术活动，其意义远大于维护所谓伪孔学道统。阎若璩一方面承认自己“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坚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这种“以经学方法重新审视理学系统的主张，无异于把程朱理学推到文献考证的学术法庭。”[24]而与辨伪派求真、求实的纯学术兴味不同，在辨真学者笔下对古文《尚书》的学术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时书斋中的考证功夫，它关乎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
所以，辨真派首先强调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统治之大法，不可能为伪，其次才进行学术上的论证。洪良品说：“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25]张谐之则认定：“夫圣贤之道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道统若灭，则生民将近于禽兽，即天地亦无所恃以立也，阎氏纵不为生民计，独不惧近于禽兽乎？……非病狂丧心者耶？”[26]不仅辨真派，还有一些学者，虽未参加对古文的考辨，也积极从维护世道人心的角度认为古文不可废。如夏炯认为，阎若璩攻击古文太过：“以为无一字不从缴袭而来，则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伪未必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辞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赖以不坠，历代以来朝廷颁置学官，儒者奉为佳臬，阎氏试自问所学能窥见此中之万一乎？”（《夏仲子集》卷三，《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一种应对方案，无论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时期变革政治制度的尝试相比，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主张相提并论。因为辨真学者再三致意的“道统”的基础——“虞廷十六字”乃是伪造的。这也就是现今清学史在论及清代《尚书》学时，往往视域集中在辨伪学者及著作上，而对辨真则多一笔带过的原因。但对史家而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探讨原因说明意义，而不是用“后见之明”预先褒贬史实。具体到本文，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否定辨真诸说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歧出性和复杂性，特别当我们回首整个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时、戊戌维新中，还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强大的、主张从中国文化自身寻找救亡图存的手段的主张。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其中。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日讲书经解义〉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
[2] （明）梅鷟：《尚书考异·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
[3] 许锬辉：《尚书著述考》，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1版。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本，第12页。
[5]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00页。
[6][7]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版，第361-370、366页。
[8] 杨绪敏：《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9] 刘人鹏：《诠释与考证——阎若璩辨伪论据分析》，载《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第1版。
[1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9页。
[1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2]（清）洪良品：《三复李佳白书》，载《龙冈山人全集》，光绪中稿本。
[13]马延炜：《鄂人洪良品的生平与著述》，《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14]（清）王懿荣：《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并行疏》，载《王文敏公奏疏稿》，宣统三年江宁印刷厂排印本。
[15][20][25](清）洪良品：《古文尚书辨惑》卷首、卷七，光绪十四年排印本。
[16]（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二辑《资政大夫礼部尚书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17](清)王劼：《尚书后案驳正·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
[18](清)吴光耀：《华峰文钞》卷三《古文尚书正辞·自叙》，民国间铅印本。
[19] 王小航：《卫经社稿·自序》，载《水东集初编五种》，民国十七年刻本。
[21]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
[22]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
[23] 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
[24] 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6] (清)张谐之：《古文尚书辨惑》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3辑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