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古文《尚书》；辨伪；辨真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部经历了秦火劫难、命运多舛的典籍，《尚书》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和话题。“《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1]其中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宋代吴棫最早展开疑辨，其后朱熹、吴澄皆有怀疑，明梅鷟提出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安国《序》是后人“蒐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2]清初阎若璩认为孔壁中有16篇真古文，马融、郑玄皆见并作注，然此本永嘉之乱时亡佚，东晋梅赜所上25篇为伪书。此结论受到后来学者高度评价，视为定论。
　　既然阎氏已做出如此不刊之论，在他之后的考辨，就应呈现出一边倒情景。然而通过对《尚书著述考》[3]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几部主要丛书中的检索，我发现有清一代，与轰轰烈烈名家辈出的辨伪活动如影随形的，是一股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出现高峰，集中出现了如洪良品《龙冈山人古文尚书四种》（包括《古文尚书辨惑》、《古文尚书释难》、《古文尚书析疑》和《古文尚书商是》）、《古文尚书賸言》，王劼《尚书后案驳正》，张崇兰《古文尚书私议》，谢庭兰《古文尚书辨》，吴光耀《古文尚书正辞》，张谐之《尚书古文辨惑》等一批辨真著作。但是，因对“古文《尚书》非伪”结论的不屑，学界虽注意到这一时期辨真诸说的存在，如梁启超说“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尤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4]蒋善国对清代的辨真文献作了更详细的列举[5]。随后刘起釪在《尚书学史》中专辟一节，将这些辨真文献分为“坚持伪古文非伪的”和“知其为伪书仍要维持其经典地位的”两种。[6]却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与特质少有研究，或仅简单归为“为摇摇欲坠的后期封建统治者效命”或“迷恋骸骨”。[7]目前学界的研究取向有两种。一种延续传统观点。如杨绪敏仍称辨真著作为“迷恋骸骨”[8]。另一种则重新审视真伪问题的讨论。如刘人鹏对阎若璩辨伪论据提出质疑。[9]葛兆光先生也认为“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历史。”[10]
　　总体来说，学界对辨真文献似重视不够，或许是认为这些“迷恋骸骨”的著作不值一提，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要写作这些可能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著作？我们以往的研究主要将视野集中于辨伪文献上，是不是将历史简单化了？在这些辨真文献的背后，究竟展现了怎样的思想世界？“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1]
　　
　　二、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非学术性动机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思想主张的提出是思想者与其身处社会互动的结果。晚清在古文《尚书》为伪的结论已为学界主流的情况下，突现一股辨真的高潮，也和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内部已经出现危机，道光后期英人来侵，从此清朝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的急剧变化引发学人思考，他们将学术研究与自身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找寻挽救危亡之路，这一时期，有学者出于对国家军事情况的担忧，集中力量研究边疆史地，已被学界视为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在学界的投影。与此类似，晚清以来的辨真活动同样也是“学人”对“世变”的回应。他们看来，道咸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节节失败根源乃在“人心”沦丧。光绪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说：“中日之战，非兵不强，非饷不足，实由人心邪佞，比党误国之所至。”“核实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虽以一人精西学，不过如洋报所斥行私各弊，仍无补于国家，人心苟正，举中国圣贤之法度，循而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为“世道人心”立论基础的古文《尚书》，成为这些学者维护的首选。
　　以洪良品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户科掌印给事中等职[13]，他为古文《尚书》辩护之因，体现在其《古文尚书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据该书《跋》，此书和某“上疏欲废古文者”有关。民国初学者伦明认为此人即王懿荣，其上疏在光绪十年：“其后懿荣疏被驳，良品疏亦不果上，遂发奋撰成此书”。该《跋》落款为光绪十二年，是该书至少当年已经成形。如洪氏光绪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称：“古文为圣道圣学之所寄也久矣，自汉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纲维乎，是无从稍有訾议其间者，乃更数千百年忽以末学肤受，自作聪明，以孔子手定之书妄被以伪孔之名，诬圣毁经，莫此为极，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发愤与争，固不独驽质下材为之矻矻力辨也欤？”[15]这样的著作动机，也是历来辨真学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辞之激烈，随时间推移，与社会动荡和国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间曾有废古文之议。当时庄存与提出：“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戒亡矣；《太甲》废，‘俭勤永图’之训坠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16]尚能较心平气和。而道咸以来的古文《尚书》辨真，则由于这些学者身处的环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国力急剧下降的时代，故体现在这时的是对“世道人心”更为焦虑的思考。
　　咸丰六年王劼写道：“使谟无大禹，则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盆稷，则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纲，经义晦矣。况《仲虺之诰》、《大甲》、《说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须，若以微子之宾贤，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陈》、《毕命》、《君牙》惟尔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变置焉，将使君道日就昏乱，人心世道日就诡随，而曰以复古学，复古学何为哉！”[17]与洪良品同时的吴光耀在《古文尚书正辞》中则说：“奚是乎《正辞》？以好异甚则心术坏，世变可悲也。”[18]民国初王小航在所组织的卫经社中强调：“请观乾隆以来百数十年，世风日降，人心日肆，以至无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独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则知诩小慧以毁诸经，昧心害世，不过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贻害天下而不顾也，今我同人有志卫经，原不限于一经，而毁经诸说，尤以毁古文尚书为最烈，故卫经应以是为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