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汉中期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脉络方向，王符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生活的实际政治情势，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生产等各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治道方案。

　　关键词： 治道； 《潜夫论》； 王符； 架构
　　
　　一、 东汉中期的思想走向
　　
　　东汉中期是东汉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其历经和、安、顺三代帝王，这一时期的思想走向和东汉前期有着明显的差异，即汉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指向逐渐由思想、学术领域转为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猛烈批判，由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经学的批判转为对社会现实治道的全面检讨。东汉前期历数光、明、章三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章帝时已入全盛时期，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其《论衡》就写于章帝年间，他继承和发展了从东汉初以来，由郑兴、尹敏、扬雄、桓谭所渐兴的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学及谶纬迷信的思想传统，以“超前觉醒”“执著求真”的科学思维之态度，勇猛举起“疾虚妄”之学术批判大旗，全面系统地检批了自董仲舒以来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经学，成为两汉时代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东汉前期的时代特点、社会状况使得王充的批判过多局限于纯学术领域，过多于形而上的反思，对于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则疏于揭批，却歌颂有余，在其《论衡》之《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诸篇中，尽其美誉之文，他说：“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安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论衡·宣汉》），“今上”即汉章帝。王充认为当时汉代“在百代之上”（《论衡·恢国》），理由是：“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杰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论衡·宣汉》）在他看来，章帝时代即是“方今天下太平”盛事，盛事伟大，理应歌颂，其《论衡》就有除了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经学的任务外，还有“为汉平说”（《论衡·须颂》）之责任，并认为“无《论衡》之论”，就“不知优劣之实”，从而就不能准确给东汉当时之盛事定位。
　　章帝盛极而衰，及至和帝时已全面疮疾，王符此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思想走向，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东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历史、边防、风情世俗，并对此做哲学的反思与省察，他认为欲彻底根除东汉社会诸弊政，不仅要做社会改良革故的具体措施，更应从世界的源起，知识的渊薮、人性的本质来做“原元而本本”（《潜夫论·本训》）的形而上反省，藉此彻底扭转由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官方正统经学神学的治道指导所带来的当下“衰世”。王符“精习经术”，但不泯于古今文经学，他的笔芒仅仅抓住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以此为“衰世”之务，以平民思想家特有的异端情愫开启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滥殇，使东汉思想界焕然一新，迸发出猛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与其后追其绪者崔寔、仲长统一道，共同对四百年的汉家王朝之治道得失进行了理论清算。从治道来看，作为同官方正统治道对立面出现的新的治道模式的梳理，王符对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重建及实现社会控制的稳定，提出了各种挽救的方案和主张，且立论多于揭批，见解新颖独特，析理严实理性，语言醇正优美，“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得失，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之比也”[1]，其理论回应了时代的吁求，映射了东汉时代的社会精神。显然“潜夫”之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未能转为政治实践，王符及其所处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卑弱亦未能和现实正统力量相抗衡，救世图新，“兴大化而升太平”（《潜夫论·本训》）理想的治道局面终未能实现，但是《潜夫论》的问世是东汉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的出现不仅仅标识着汉代思想的转向，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二、王符《潜夫论》治道架构
　　
　　《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约六万言，自《隋书经籍志》以降，至《郑常读书记补逸》止，除去《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入杂家类外，各部官、私经籍史志均将其列入子部儒家类，虽然汪继培在其《潜夫论笺》自序中称：“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故“未为醇儒”，但其儒家思想的主流倾向亦是为古今学术界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将王充、仲长统与王符的著述比较时就认为：“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入儒家，斯为不愧，”称誉之语溢于言表。清末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也认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各自成家。”将其与“治《春秋公羊》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的董仲舒相映排比，崇其地位，可见一斑。
　　《潜夫论》宗旨在于一个“治”字，并予“治”上求“道”，全书大部分的章节开篇中均诉诸“治”字开题，对“治道”即“治国之道”的探讨，是全篇成文的圭臬，王符较为全面地汲取前人的治世理民的思想，融贯先人百家内圣外王思想之精要，自铸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之道，在傍依其自成一系的治道图像中，绽现他忧国忧民的治道情结。
　　在全书所论治国之道的架构上，《赞学》、《本训》、《本政》、《务本》、《德化》及《思贤》诸篇，构筑了全书的骨架，前三篇主要从治道之形而上依据的角度来立论，后三篇则主要从治道之社会现实基础的视角来立论，合在一起，此六篇较系统表述了其治国之道的整体架构。
　　在《潜叹》、《忠贵》、《慎微》、《班禄》、《明暗》诸篇中，王符进一步论证了“国以民为基”（《救边》）的民本思想，以及“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的统治秩序合理性或统治权力正当性的论述，他认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为使民氓不相陵虐侵渔，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班禄》），此处之“天”，已是只有形式化的符号意义，其实质内容已被“民”所代替，王符曾谓：“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并认为：“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班禄》）。在《实边》、《边议》、《救边》及《劝将》诸篇中，王符又系统地结合边防实际指出“圣王之政”应当“普覆兼爱”、“与民共之”（《救边》）的重要性。在《浮侈》、《务本》、《爱日》诸篇中，王符从经济的角度，指出“爱民”、“利民”的基础是“富民”，“富民”为“太平之基”、“体征之祥”（《务本》），富民的实现靠“务省役而为民爱日”（《爱日》），而“爱日”就是爱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遏利》、《论荣》、《交际》、《德化》等篇，集中反映了王符的德化与交际思想，并将前者做为其国家规范理则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在《交际》篇，王符将“交际”进一步提升为一个伦理学范畴，写出了中国思想史上较早的一篇人际关系专论，并重新划定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