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璟、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踰年，才授右武卫郎将。”开元时代《边关宁静，张说请求唐玄宗将镇边的六十万人裁兵二十万。当唐玄宗欲击吐蕃，他又密请讲和以休息边塞。他们进步的政治见解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例如，同样是送张说赴边诗作，担任过考功员外郎、御史大夫、官至礼部尚书的王丘就与宋璟立场不同。王丘诗号称“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誓欲把“胡”逼到穷途末路，宋璟则提出“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并认为“不战”、“至和”才是最高明的的胜利。又如张九龄《送赵都护赴安西》提出“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也体现了诗人宽和的治边策略。唐代一些较为正直的臣子每每以奉和或赞颂的诗文婉言进谏，如魏征主张偃武修文，他奉制作《赋西汉》诗，有“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之句，唐太宗看后赞道：“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张说作《皇帝马上射赞》[3]，歌颂唐玄宗“一面昭仁，三驱示武。走则发射，伏则不取。”分明是以射猎象其治边，有意抑制其黩武倾向。显然，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男耕女织，农夫高枕，牛羊兴旺，社会百废俱兴，所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进步官僚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贞观以来国家总体上是在发展中，到了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到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4]在这些歌颂诗的背后，事实上就有着杜审言所欢呼的“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大酺》)的狂欢庆典、有着杜甫所赞美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素缟车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这样确实存在的热闹与繁荣。
　　官僚缙绅与学士们对于诸如军中不平等、赏罚不均、士卒艰苦等问题，完全都没有以诗歌曝露。甚至，象高适这样为百姓说话的诗人担任中央官员后也不再作为民请命的诗了。这虽然是他们创作主题上的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歌颂世态的诗，凡写得较好的作者都是政声不错的贤臣，如李林甫之流却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一旦发现社会的弊政了他完全有能力用行政手段革除，没必要借诗歌说话。只有当士人地位还比较卑下时，才需运用诗歌舆论的手段干预政治。因此，不宜单以诗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深度，来判断一个诗人走上政治舞台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也不能以阶级的眼光评判唐代的诗人，说官员们批判了社会阴暗面、看破了城市的繁荣就是进步的，而歌颂了生活的美好阳光就是无视人民苦难。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有权利歌唱。只要他们反映的不是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值得称道的。
　　中唐以后，大臣的有关战争诗已无足称者，如唐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打退吐蕃的入寇，与同列宰辅作诗。白敏中的“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贺收复秦原诸州诗》)魏扶的“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贺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崔铉的“共遇圣明千载远，更观俗阜与时和。” (《进宣宗收复河湟诗》)不过老调重弹，未开拓新境界。与其他阶层的边塞诗作者一样，台阁诗人们创作颂世边塞诗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国力紧密相联，因此佳作都产生于初盛唐时代。他们的作品价值比我们从前所认识的要更加大得多，内容并不都平庸肤浅，其创作心态也决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全部概括。他们的诗作为唐代边塞诗增添了高昂的调子，也添加了一抹早晨的亮色。
　　
　　参考文献：
　　[1] 《新唐书·李适传》。
　　[2] 《新唐书·车百药传》。
　　[3] 《全唐文新编》卷二二六。
　　[4] 《新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