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由国民劣根性所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改造国民性和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关注。我们应该按照“四有”标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关键词： 国民性；国民素质；小农意识；臣民意识；人治思想
　　
　　
　　一
　　
　　公元前359年，为了富国强兵，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为了使新法令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商鞅想出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办法。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在一旁挂了一副布告：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但围观的人不大相信扛一根木杆就会得到赏金，所以没人愿意去扛。后来，布告上的“赏予十金”又改成了“赏予五十金”。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个大汉，抱着试探的心理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然赏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传开，老百姓才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这自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却从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选择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他说：“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他的结论很明显，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于民智黑暗；改革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的日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
　　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鲁迅原是学医的，他曾想用现代医学，来救治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痛苦，并以此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后来，在一次上细菌课前，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看到日军枪决一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精神麻木，熟若无睹。这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他由此想到，“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中国人急待医治的，尚不是病弱的身体，革命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毅然辞医修文，放下治疗人体的手术刀，拿起了文艺这把解剖人们灵魂的“手术刀”。鲁迅认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弱点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民族的病态”揭露出来，让中国人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惊觉，从而奋起。鲁迅揭露和剖析国民性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来实现的，在他的文章中，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如瞒和骗、逢场作戏、看客式的无聊、卑怯与势利、不思反抗的奴才心理等等无不得到暴光，并且鲁迅还痛下针砭，深中时弊，甚至让今天的中国人也会时或感到脑门上被扎进热辣辣的一针。
　　应该说，鲁迅提出的“改革国民性”，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批评。在中国人民向现代化阔步前进的时候，这种针对“国民劣根性”的自我批评，仍然需要。正如我们现时所看到的，由“国民劣根性”产生的种种弱点，正在严重地阻碍着改革开放，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
　　
　　二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国民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由国民劣根性而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和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第一，专制思想之与民主观念
　　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可以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了。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于是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罢黜百家”，魏晋隋唐有三武灭佛，宋有“理学”一统，明有特务政治，而且从朱元璋到清代的列祖列宗，大兴文字狱，专制日酷。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互为表里，让人民噤若寒蝉，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唯统治者的马首是瞻，从上从权，天下只有一种声音。这与我们现在建设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建设民主社会要求人人参政议政，形成一种民主风气。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但如果人民没有民主观念，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发挥不了作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从上从权的思想限制着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所以，我们必须清除专制思想，培养民主观念，否则中国的民主之路会非常艰难。
　　第二，小农意识之与市场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主要社会成员是农民，小农经济是中华民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自秦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以农为本，把发展小农经济作为根本大计，让农民致力于农耕生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的一件事就反映了这一点：一位从内蒙古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很奇怪地问：“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地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这就是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人。但这种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小农意识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提倡的市场观念并不适应。市场观念强调差别、对立，鼓励竞争，小农意识则强调中庸、均平、和谐，反对竞争；市场观念主张大积累、重生产，小农意识则强调轻生产、重消费；市场观念讲究等价交换，小农意识则主张讲面子、爱虚荣、重形式；市场观念强调信息的沟通，小农意识则主张“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依然存在，纠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不根除消极落后的小农意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面临很大的阻力。
　　第三，臣民意识之与公民精神
　　中国人被专制主义窒息了2000多年，这种严酷的君主专制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使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形成了奴性人格，或者说是臣民意识。这种“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依附于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现在是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它鼓励人的全面发展，它需要的是公民精神。公民精神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观并由此发生的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精神，它要求人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独立、法治、人权等各方面的观念。专制制度下形成的臣民意识严重阻碍着公民精神的形成，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落后最甚的地方。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1997年《改革》杂志座谈会上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破除几千年遗传下来的病态人格—臣民意识，树立公民精神。惟有培植了国人的公民精神，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