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性论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人性看作某种先于人而存在的价值模式，或为天命，或为理赋，宋明理学的复性论便是其典型的形式。王船山也认为人性来自天命，但他并未把它当作固定的模式去存之复之，而是从变化日新的观点出发提出“性日生日成”，揭示了人性的具体性、可变性。
一是，王船山从“命降性受”，的角度论证人性的日生日成。《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王船山十分推崇这一思想，他的“天地之化日新”的思想就来源于此，并论证自然界和人类自身都处在日生日新的过程中。人性并非气化受命生人之初即确定不移，而是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也就是说性和命，就是天和人，先天和后天，息息相关，变化日新：“天无一日而息其命，人无一日不承命于天，故日‘凝命’，曰‘受命”。这种“凝命”、“受命”即是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天自然“施命”和人的自觉承受取与相结合。人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的过程。是“客观的自然发展和人的主观自觉活动相统一的过程，并且力图从人的习行中来探求这一种统一的基础”。人的存在不是瞬间事实，而是一个生命过程。人自出生以至老死，一时，一刻，一瞬，一息，都在受命，都在成性，如此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讨论人性，王船山可以说是中国人性哲学史上的第一人。正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所说：“船山论性最精之诣，在以日生日新之化言，故不主其初生，而期其日成。”
“命日受则性日生”，所说的是人性变动不居的形而上的理由，即构成人性的自然本源生生不息。王船山的“性日生日成”，除了本源的形而上的原因外，还有人为的因素，这便是人的后天之习。
其次，王船山认为，人性形成的过程性及其创生性，是由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殊本质所决定的。
动物一出生就有自动迅速适应环境的感觉和活动能力，它们终其身只用其天生的本能，仅此而己。人虽“无速见之慧”，但人在自然机体初生时却具有“初始之能”，具有可教的形成德性的“材质”以及“积渐”的学能。这里的“初始之能”指本原之能，亦可理解为先天之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性便可在后天之习中渐生渐成。这也说明“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动物的存在是与其天性直接相同一的，所谓“有天明而无己明”、“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不同，人不仅有天道而且有人道，人道来自于天道又超越了天道，所谓“去天道远而人道始持权也”。与之相应，人既有天性更有习性。习从如下两个方面使人性超越了禽兽之性：
一方面，人的天性在后天之习中逐步展现和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耳之聪，目之明，心思之睿智，这些机能只有在不断视色、听声、研理的过程中才能慢慢发达起来(“知觉之有渐”)，它来自于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感应(“待感而通”)，这种感应说到底就是习。离开了这一感应，人的天性既无从展现。更谈不上发达。人的各种器官，尤其是心之官，只有在后天之习中不断的应用，才会发挥其初始的潜能，越用越发达，人性才得以丰富、发展。“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形”指人的感觉器官，“神”指心的思维活动，“物”是指客体对象物，这三方面惟有在后天之习中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知觉和认识。这说明后天之习在人性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且这一作用的发挥并非是一时一地的，而是动态变化的、渐进积累的，从而性“屡移而异”，“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如斯矣。”“性日生日成”指人的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都在不断生长、生成，这里的“生”不仅指人的机体和天生机能的生长。而且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潜能在不断发展。正是通过人的学习、受教、践履等活动，人性中的潜能和善端才得以现实的展现、充实，也才能成就现实的善性。因此，习既是天性的展开过程，也是习性的获得过程。
另一方面，人的发展是以自然素质为背景。心智能力发展(“权”)、情志选择(“情之所欲”)和环境习染(“习之所贯”)相互作用的过程：“生之初，人未有所权也，不能自取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已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其情之所欲，于是纯疵奠择矣。”因为人的生活环境、人的需要和主观选择等都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人的生理、心理机能也好，人的道德品性、情感也好，都在日新月化：“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这使得由习所建构起来的后天习性，不仅超越了自然的给予，所谓“有人之道，不堪其天”。而且使习性自身也处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之中，所谓“命之日新，不堪其初”。业已形成的习性在构成新一轮实践的“历史”前提下，渗透并弥散于新的实践之中，同时又被新的实践所超越，从而创造出人的新质、新的习性。人性非受生之日为始，而是在后天之习中日受其生，日新其性，性在习中验证了“善”之可继，在继承中又改变了过去所成就的习性，从而使后天之性“有而富有，有而日新”，此所谓“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王船山认为人生来禀有仁义理智的道德观念，含有性善论的意味，但是像“他所主张这样活动的发展的性善论，从前却还没有见过。因为他把性和命都看作活的，所以‘善’也当然是活的”，这就抛弃了孟子性善论的先验神秘主义。
人性形成的过程性及其实践创生性质，使得人性不可能被固定在某一个静止的时间点上(既不能固定在生初之时也不能固定在既生之后的某一点)如果像程朱所说的那样，悬一性于受命之初，复其初生之命，那么，人的成长和生命活动便失去了积极的意义。人性总是向未来开放而表现出变化发展的无穷可能性：“惟命之不穷而靡常，故性屡移而异。抑惟理之本正也。而无固有之疵，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佣，而不受损益也哉?故君子之养性，行所无事，而非听其自然。斯以择善必精，执中必固，无敢驰驱而戏渝已。”嗍
这种可能性为人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没有既定形成的习性，人可以通过习行去形成；己经形成的习性，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变。从而把宋明儒以来所高谈的性命，在后天之习中重新规定了活生生的发展内容，使先天之性在后天之习中日益充实发展。到王船山这里。就用实践创生论否定了以往的先验人性论。这也是王船山“性日生日成”说的最后结论：性是与人的生命共始终的，受客观环境影响和主体自身的选择、实践两方面的制约。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性。客观天道不起决定作用，成就人性的归根结底是人自己。他反对自暴自弃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做法，主张人应该积极不断地勤勉修养，择善固执，强调主体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