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湖北的王夫之著选注工作的“成功”，仿效这种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王夫之著作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了出版由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王夫之《读通鉴论》选注组选注的《读通鉴论》选注本。这个版本的选注工作在湖南省委和当时的衡阳地委领导下、按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干部、老中青组合原则成选注组。参选单位有：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衡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衡阳军分区政治部，国营二七二厂、长沙曙光电子管厂、衡阳县曲兰公社等十九个单位，历时一年多，使得第一个文言白话对照选注本《读通鉴论》应运而生。
上述情况基本上反映了七十年代中期，王船山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
三、对船山研究的拨乱反正与新突破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垮台，由他们发起的儒法斗争闹剧戛而止，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期王船山研究“辉煌”历史，成为七十年代中后期，船山研究界的中心议题。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疾风暴雨的船山热都是为着一个中心——儒法斗争而开展。所有的研究统一在王船山是法家代表人物这个不许争辩的基调上。因此，评价这个时期这场活动的得失，判断它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就必须弄清楚王夫之到底是不是法家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不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刚刚解除禁锢的学术界，开始拔乱反正。从学术上探讨有关船山思想与儒法斗争的真实情况，澄清被评法批儒活动糟蹋了的王夫之的思想的事实。恢复王船山真实面目，成为了七十年中、后期船山研究的主要内容。
1977年湖南人民出版了由湖南省王夫之哲学著作注释组选注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这个选本是以选注组集体选编船山著作这种独特形式的最后一个选本。这个选本的前言已经没有如法家人物、儒法斗争等词汇。在给王船山的总评的《前言》说：“总之，王夫之是一个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比较明显的两重性历史人物，但他的进步思想占主导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他在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清算反动宋明道学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但没有可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始终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个与七十年代中期叫喊着法家代表，进步人物王夫之几年之久截然相反的结论，给读者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恢复王船山学术的本来面目，清除四人帮加在王船山名字上不实之词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著名学者侯外庐在60年代，针对当时有人武断王船山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代表，愤愤地说：“有人为王夫之戴上封建思想帽子，这种做法是很粗暴”。而面对“评法批儒”公然颠倒黑白地污蔑和践踏船山思想的行径，一些良知尚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骨梗在喉，有话要说。
在六十年代与侯外庐先生合著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并单独发表论文《论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在人民日报上的著名学者张岂之，1977年连发论文《王夫之是法家吗?——中国思想史考察的一个侧面》(西北大学学报)、《一个反法的“法家”——王夫之》(历史研究77.3)、《王夫之对(道德经)的批判的改造——中国哲学史党性原则的探讨》、《评王夫之的历史观：中国思想探讨之一》四篇。对“王夫之是法家”这一虚假命题，从政治、哲学、历史观等层面进行彻底探讨。全面揭露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主观唯心主义的真实本质。
1977年6月光明日报刊载了评论员文章《王夫之是法家吗?》，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评法批儒”中写过《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历史观的批判》的冯憬远先生，1977年发表了《王夫之对颠倒主、客观关系的唯心主义谬论的批判》，这篇文章不象前面所提的他的那篇文章那样，一开始就给王夫之带上一个法家帽子，而是客观地评价了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始终坚持认识论上唯物主义原则，客观决定主观。批判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主观决定客观。表明在哲学领域里贯穿始终的只有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根本不存在所谓儒法斗争贯穿论。
1978，赖永海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王船山哲学思想与政治态度的矛盾统一》，评价王船山政治思想时，文章说“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尤为值得探讨，是他反对宋明的酷政，反对严刑峻法。人们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的时候，王船山曾被戴上‘法家’的帽子。对于这项桂冠，王船山如果地下有灵看来也未必领受。道理很简单，王船山的思想和生活实践，对‘法治’很有保留意见的”。1979年，曾经违心地王夫之完为法家代表的肖筵父，又发表论文《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分二为一”》，继续为探讨船山哲学思想贡献力量。
总之。这个时期国内外各主要媒体刊载了大量与儒法斗争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专门批判“四人帮”尊法反儒，对王船山的歪曲和污蔑，但其中大都把王船山是法家这一命题作为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洗刷了王船山因尊法反儒而蒙受的冤屈和侮辱。
四，“评法批儒”中的船山研究简评
综观七十年代前中期，学术界噤若寒蝉，王船山却名声鹊起，稍有经验的人们都会觉得不正常，因此，事后许多船山研究者对这段历史采取回避态度，甚至不屑于谈及。如湖南师大的陶懋炳等四教授在1982年发表在湖南师范学院报上的《船山研究综述》，谈及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船山研究时称：“然而，“左”的高潮开始出现，十年内乱接踵而来，船山学术研究陷于中断”。仅仅二十八个字。显然，他们认为评法批儒时出现的有关王船山的文章与活动不属于船山研究范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其性质如何，或我们对其的评价如何而改变。当年出现的那些文章，专著还会流传下去，以证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其次，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问题，尽管历史在特定阶段人了歧途，出现倒退，毕竟还能给人们提供经验教训和借鉴，承认其存在比否定有益无害。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王船山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同时也在一些以前忽视的研究领域，比方说法家对王夫之的影响等，给研究者以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讲船山学史，应正视这段历史，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记载，否则我们就会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基于本文史实与分析。这段时期的王船山研究实际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从1974年至1976由“四人帮”发起的尊法反儒法运动，完全一场含沙射影，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卑劣行径。他们的理论——儒法斗争贯穿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纯属胡编乱造。因此，这期间将王船山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而进行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本质上就是宣扬虚假的、反动的东西，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大倒退的活动。而1976年10月以后，船山学界奋起揭批加在王船山身上的不实之词的一些活动和大量文章，是对船山学术研究的拔乱反正，是船山研究上的一次反倒退活动。所以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正确结论，就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王船山研究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与反倒退运动。王船山学说在反倒退中得到了发展。换一句话来说，就可以表达为七十年代中后期的船山研究是船山学史上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到七十年代末期，理论界基本上澄清关于王船山与儒法斗争的一些事实。纠正了王船山是法家代表的这种别有用心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四人帮”之流在船山研究中留下的种种余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船山学术研究与全国各行业一样，获得了再一次新生，又开始回到六十年代以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高潮为标志的船山研究正确的轨道。从此船山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