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拔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关键词：王船山；评法批儒；儒家；法家 
　　
　　一、船山学术被当成“匕首、投枪”为人所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掀起“评法批儒”高潮，王船山被带上法家代表高帽子，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一阵王船山“研究热”。工厂的工人、军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被当成船山研究的生力军。他们从王船山的著作里查找出儒法斗争时用得较多的词汇，摘取王船山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连缀成章，纷纷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关于这时期的这些文章我们暂且不作内容上和学术上的分析。只要看看它们的标题，就可以窥见当时情况之一斑。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可将这些文章标题为如下三类：
　　1、与复辟、倒退有关的：《王夫之批评孔孟的历史倒退论》(文汇报1974.6.24)、《法家进步思想评价——王夫之》(吉林日报1974.7.16)、《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王夫之《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读后》(武汉师院学报1974.3)、《王夫之反复古倒退》(河南日报1974.12.25)、《反复辟、反倒退的战斗篇章——从《读通鉴论·秦始皇》看王夫之法家思想》(湖北日报1975.1.13)、《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观的批评》(光明日报1976.4.29)。
　　2、与统一、分裂有关的：《王夫之的《秦始皇》》(南京大学学报1974.4)、《论王夫之对秦始皇的肯定评价——谈《读通鉴论》》(文汇报1974.6)、《实行郡县制势所必然——谈王夫之的《秦始皇》》(安徽日报1974.8.15)、《《读通鉴论》注释和语译》(旅大日报——1974.8.2)、《读王夫之《秦始皇》》(安徽日报1974.8.15)、《坚持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读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南昌日报1974.8.24)、《王船山是怎么样评价秦始皇的》(北京日报1974.3.8)、《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读王夫之《秦始皇》》(天津日报1974.6.2)、《王夫之《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福建师大学报——1974.4)、《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读王船山《读通鉴论·秦始皇》》(西安日报一1974.4)、(西安日报——1975.5.20)。
　　3、直接冠以儒、法家名称的：《历史上法家人物简介与王夫之》(南方日报1974.6.17)、《明末清初的法家思想家——王夫之》(武汉师院学报1974.3)、《儒法斗争和王夫之的物质不灭原理》(科学通报——1974.11)、《王夫之文艺思想与儒法文艺斗争》(武汉师院学报1974.3)《王夫之对宋明儒家思想的批判》(四川大学学报一1975.11)。
　　这些标题给人直接感受就不是学术研究的选题，而是一篇篇用意卑劣的命题作文。把那个时代叫得最响的词句：复辟、倒退、儒法、斗争等最时髦的词汇任意用在船山学术这个充满哲理、庄严、肃穆的圣殿之上，使船山学术遭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亵渎。
　　一批在六十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王船山研究小有成就的学者如肖楚父、周一良、冯憬远、杨荣国等，在这场评法反儒的闹剧中也写出一些王船山研究文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肖蓬夫《农民革命风雷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975.1～2)，该文的论点就是：王船山是一个从农民革命风雷中由儒家转向法家的代表人物。周一良的《王船山是怎么评价秦始皇的》(北京日报1974.3)，把王夫之说成是与秦始皇一样的反儒斗士，冯憬远的《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史观的批判》(郑州大学学报报·哲社·1975.4)，更是将王夫之拔高到法家集大成者。孰知这些“知名人士”的大手笔，如此毫无党性原则，学术屈从于政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杨荣国先生在这场尊法反儒斗争的戏剧性表演。本来杨先生在解放前就致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出版过《中国思想简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对于王船山，他也有过许多独到研究结果。他六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一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及对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斗争》文章，对当时的船山研究影响很大。但是在“四人帮”发起的“评法反儒”的运动中，他却迷失了方向，上了贼船，充当了爪牙，一失足成千古恨。杨先生于1973年7月主编了《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时杨先生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看成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斗争，也具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儒法斗争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而且事实上这种斗争很快就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所融化。杨先生曾说过汉以后没有儒法斗争的话。这些观点都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但是就在杨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位先生就匆匆将该大作进行大修改，以《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出版。修订本将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发展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分成儒家、法家两大阵营，王船山为明、清时的法家代表人物。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评价王船山说：“王夫之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敌视农民群众的。”而后不到一年的《修改本》为突出“法家爱人民”的主题，没有了这句话，反而说“他(王船山)同情农民疾苦，主张‘宽以养民’，主张‘均平’”。读来真让人扼腕叹息，啼笑皆非。
　　
　　二、船山学术传播形式创新与影响面扩大
　　
　　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学术被嘲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某种学术越被嘲弄，越具影响力。如王船山学术就是这样。虽然王船山这个名字在这场评法反儒斗争被作为武器滥用，但是从当时出版界在学术著作出版一片空白的条件下，出版的一些作为供批判用的法家著作选之类的船山著作来看，这些著作的编辑者诸如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理论小组等，为了使工、农、兵、学、商们都能读懂，有的重写前言，对其中的一些背景、典故、词语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有些还进行全文白话翻译。客观上对扩大船山研究在影响，促进船山学术广泛传播起到积极影响。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十年动乱中船山学术活动不幸中之幸事。
　　这时期整理船山著作，主要是中华书局在进行。首先，他们继以前采用全新标点和版式，出版了许多船山著作。1975年又出版了《读四书大全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三种。三者都是采用清同治年曾氏金陵节署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其中《读四书大全论》作有校记二十一条。《读通鉴论》参照了衡阳刘氏和邵阳曾氏藏的王嘉怡两种抄本，作了校勘补记。并将金陵节署本比抄本少了的五篇文章，补印在书中适当处，另附注加以说明。同时，还将清人刘毓崧的校勘记对史实的一些订正，附在有关各论后，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前言》。《张子正蒙注》由古籍出版1956出版过。此三种船山著作，中华书局首次采用简化字出版，为工、农、兵阅读提供了极大方便。其次，重印以前出版过的船山著作。1976年出版《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均在1962年出版过，这次重新排印，对一些错误进行改正，并重新加了新写的《前言》，全用简体字直排的版式，使其更臻于完善。
　　’
　　中华书局这个时期出版的这些船山著作，在编辑、校勘、标点、版式等方式和程序原则与60年代的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有两点：一是这批书都有一个带浓厚时代特色的政治宣言的前言。这些前言一般都很长，主要是说明该书的革命性。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家言论。写作者均为集体。有些还有专门的《前言》写作班子，如《清四书大全说》的《前言》撰写者，落款就是“北京清河毛纺厂、中国人民解放军4513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前言写作组”；二是这些书如是属于老版本重印的，均保留原竖排版式样，但把繁体字全部改为简体，此举不失为一项非常有助于普通阅读者顺利读懂原著的有效途经。
　　除上述的中华书局印行的船山著作，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华书局的《楚辞通释》重新以简体字排版印行的，称为新1版。印刷时，照例重新组织班子写了一个长长的政治宣言似的《出版说明》附在书里。
　　为了适应当时全国性评法批儒的需要，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班子编写法家著作。王船山既然被定为法家代表人物，当然就有专门的王船山法家著作的编写组之类的写作机构。特别是湖南、湖北两省成立的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仅就其组成部分来看，就算得上一道文革代风景线。
　　1975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夫之著作选注》。该书前后分别有湖北省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共同撰写的《前言》和《后记》。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等政论十三篇、《论气》等哲学评论十八篇、《郑风与齐风》、《袱楔赋》《自题墓石》和文论及诗、文、等。这个选注小组由武汉钢铁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九九部队、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八单位十人组成，此书选文以通行的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和太平洋书局排印本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并同道光间王氏守遗经刻本及嘉恺抄本，衡阳刘氏抄本重新校对。其格式：首为前言，次为目录，而后正文，正文每篇选文首列篇名，依次为说明、原文、注释、译文。未尾有个后记，其《后记》说：“王夫之遗书。卷帙浩繁，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读一点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需要，我们选注了其中一小部分，汇编成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