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关键词：圣人；君子；《易传·系辞》；《=易经》

　　一、儒、道两家圣人与君子
　　
　　圣人、君子是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人格形象。但两家所赋予的圣人、君子人格内涵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出圣人的人格内涵，然而他却较具体地指出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六人。我们发现。这六人的人格形象具有这样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有位的王者，他们不仅文治武功非常显赫。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圣人的人格内涵具备王者、仁与智。而孟子从儒家的伦理道德本位出发。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圣人的人格内涵就是“仁且智”。他与孔子不同。不再以王者为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而以“仁且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非常尊崇圣人人格形象。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孔子的视域里。圣人人格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连他自己也不能。孟子则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强调“百世之师”的圣人是人类伦常最完满的体现。
　　与儒家规定的圣人人格内涵“仁且智”截然不同，道家老子则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赋予了圣人“自然”与“无为”的人格内涵。而庄子认为。圣人的人格内涵是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他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说。圣人以天然为主宰、以德性为根本、以大道为门径。能预知万物的变化，但圣人与道是不同于一体的。只能做到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虽然庄子承认圣人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但他是否定圣人的。他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在这里，庄子明确否定了圣人。同时他指出，圣人之道是一把双刃剑。圣人用它可以便天下太平。但是盗跖用它，却可以为害天下。他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人们必须摈弃圣人之道。可见。在总体上。庄子是否定圣人及圣人之道的。
　　与圣人一样。君子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形象。在儒家心目中。君子人格的地位仅次于圣人人格。但它比圣人人格有更强的现实性。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认为虽然圣人人格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但君子人格则是常人可及的。孔子所说君子人格的内涵有两层：一是指有道德操守；二是指在位者。在孔子的视野里，君子有道德操守的具体规范是行“仁”心。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他看来。行“仁”心是君子本分，而“小人”则根本不具备这一点。以孔子学说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更加推崇君子的道德操守，君子即使“无恒产”。也有“恒心”。孟子进一步解释到：“君子与人为善，取诸人。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孟子以“与人为善”。亦即行“仁”心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不再以是否在位为君子人格的内涵，这是对孔子君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而在道家心目中。君子则是秉承自然本性、“无为”的人，他脱离了儒家所尊崇的封建宗法礼制羁绊。老子认为，“善为士(君子)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老子的眼中。君子是深谙“道”的人。庄子则认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可见，在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庄子的理解中。道家的君子已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一些色彩。但从原初意义上看。道家赋予了君子人格承袭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易传》是儒家典籍，但近年来陈鼓应先生通过对《易传·系辞》考察，认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所作。”圣人和君子是《易传·系辞》中讨论的两个重要人格形象，通过考察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现陈老这个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而我们通过对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态度的考察，恰恰验证了《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二、《易传·系辞》中的圣人
　　
　　《易传·系辞》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而解释和发挥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该书作者的价值旨趣。作者的价值旨趣即使是不经意的也会暴露出自身的学术立场。因此。我们在考察该书中圣人的人格形象，发掘圣人的人格内涵时，也必然会发现作者的价值旨趣和学术立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
　　第一，《易传·系辞》中的圣人是一个用“智”来行“仁”的仁者，《易传·系辞》作者说，“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从这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是一位“以为天下利”的仁者。他们认为，圣人作为仁者是用“智”来行“仁”的：而且圣人行“仁”的过程中，与《易经》是互动的，《易传·系辞》中说：包栖氏(伏羲氏)在“王天下”时，他一心为天下人谋福利，他对天、地、万物仔细观察，然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了八卦；他并从《离》卦得到启示，教授人们结绳作网，来捕捉鸟、鱼；神农氏从《益》卦得到启发，教授人们制作耒、耜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依据《噬嗑》卦，制定交易规则，使人们有章可寻地交换各自物品，大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黄帝、尧、舜受《乾》、《坤》两卦的启迪，为人们制作了衣服，使天下得到了大治；后来的圣人，更是不离《易经》，并且常常依据《易经》为天下人做好事；为了人们避风雨，圣人教会人民建筑了“官室”；为了人们更好地搞好丧葬，圣人制作了棺椁；为了让人们知道文理、记录历史，百官能更好地治理政事，圣人又创造了文字。这些伟大的创举，都是圣人所为。从这我们看出。在《易传·系辞》的作者心目中。圣人是一个依据《易经》为人民谋福利的仁者。
　　第二，在《易传·系辞》中，圣人不仅是一个仁者，更是一个行“仁”心的智者。圣人作为一个智者，首先体现在他创作了《易经》以及《易经》中的《大象》、《小象》和《系辞》上。《易传，系辞》作者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出图，洛出书”，根据传说，伏羲氏见龙马负图出于黄河。它的身上有纹如八卦。他依此画出八卦；大禹见神龟出洛水，背上有文字，他依此作《尚书·洪范》。这两则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远古的中国智者们对天地之道是非常关注的。而正是这种关注。他们在苦思冥想中不断地受到外界事物的启发，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
　　而《易传·系辞》作者则神化了《易经》的创作。在他们看来。是智慧过人的圣人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由于天、地、人三才是合一的，因而《易经》也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易传·系辞》作者进一步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在他们看来，圣人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而创作了《大象》、《小象》。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是一位大智者，圣人不仅“通古今之变”，还在于“究天人之际”。同样，《易经》的系辞也是圣人所作。他们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很明显，《易传·系辞》作者认为，《易经》的系辞是圣人根据卦象的阳刚阴柔而推演出来的，圣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
　　其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作为一个大智者，体现在他创作的《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天地之道以及使《易经》的简便易行上。《易传·系辞》作者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说夫《易经》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们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对天地之道无不涵括。《易传·系辞》作者继续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传·系辞》作者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不但统涵了全部天地之道。而且又简便易行。圣人为使《易经》在现实生活中简便易行，对《易经》中最重要的乾、坤两卦加以重点诠释。经过圣人的悉心诠释，乾、坤两卦达到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