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大员对于清政府要实施新政是什么态度呢，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例，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撵行新政”由于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做出积极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还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这次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又使他心中产生了疑虑。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官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张之洞对王氏传来的信息颇感疑惑不解，接着又询问鹿传霖，鹿传霖认为朝廷对变法充满诚意，但是要注意所提改革力度。以免授人以柄。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是此后一方面，不急于复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便有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动议。后来时局的变化使这一动议没有实行，而是各省单独上奏，之后刘坤一、张之洞两人联合发出了“江楚会奏变法”的奏折，奏折中也没有超出“上谕”所划定的大框框。这些老于宦场的官僚们，也在窥测形式，不敢触及封建国家根本体制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张之洞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大变西法”。甚至还提出了“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的思想。有人称这是他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但作为主稿者，他并没有把这些思想都写进江楚会奏折。很明显，一方面想改革，但是在舍身倡导彻底改革与保全自身利益的选择上，他选择了后者。当时朝廷大员中比较开明的张之洞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不具备统领中国摆脱亡国灭种以致走向繁荣富强应有的才能；另一方面，上层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鲜有敢直言彻底改革者。这样的新政。必然走向失败。
在清末新政立宪过程中，面对民众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清廷的办法就是拖、推、装、压。拖。开始不明确宣布立宪时间、预备期限。直到1908年9月才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后来在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宣布缩短立宪期限。提前到1913年召开国会，但也没有满足广大立宪人士的要求；推。把不宣布立宪时间。不愿缩短立宪时间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即所谓国民程度不够；装，清政府把自己装扮成认真要立宪的样子，对于民间的政治活动与言论，凡不合乎清廷胃口的，都采取高压手段。清廷的这种态度。造成了民众的大为不满。各省督抚也纷纷表示改革太慢，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6月，云贵总督李经羲专门上奏。要求皇上“乾纲独断，亲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使各部尚书，同为内阁大臣。”与此同时。还请求设立“监督机关。立于对待之地位。”同年八月，李经羲又致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经过电商之后，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徵、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主、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菜、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骏、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歧、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军机。希望及早成立国会与责任内阁，督抚中仍有不同意见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陕西迎抚思寿。陈夔龙、恩寿主张先设立内阁。后开国会。这基本上是庆亲王奕勖等一帮亲贵的主张。督抚是清王朝坐镇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支柱。现在居然大部分人也联衔电奏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与立宪派为主体的请愿国会运动遥相呼应，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一方面是他们认为不改革清王朝将难以为继，自身利益也将不保。另一方面，清王朝自从预备立宪以来。借立宪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利，各省设谘议局，矛盾下放，过去督抚独断专行。现在受到牵制，难以应付。因此要求中央设责任内阁来统一步调。但又担心内阁权力太大。因此又提出与责任内阁相对待的监督机关——国会，来限制内阁的权力。另外。督抚们联衔电奏开国会及设立责任内阁，是对请愿国会代表的请愿活动的一个支持，使立宪派及主张开国会加速立宪的绅商士民，不仅减轻对他们的对立情绪，而且博得了“开明”的好名声。
清政府的新政并没能是广大人民看到希望，1910年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后，清政府软硬兼施，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了安抚的政策，主要有：(一)10月26日，清廷发出上谕。“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二)10月30日清朝皇帝颁发了《罪己诏》。(三)10月30日，清廷被迫取消皇族内阁。(四)宣布开党禁和允许革命党人依法组成政党。(五)清廷被迫同意资政院的奏请，下谕即行召开国会。(六)允许资政院协赞宪法及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誓太庙等等。而清政府的上层官僚们却是各有打算，载沣等统治层并没有慈禧太后当年的政治能力。而派出去的荫昌根本指挥不动袁世凯的军队。湖北前线两军对峙，袁世凯正在坐观之时，清政府内部的倾轧又起，出现了一股倒阁之风，一些大臣借武昌事件起而指斥以亦助为首的皇族内阁“措置乖方”，要求换人。10月28日，弼德院顾问大臣，宣统的师傅陈宝琛奏称“今者用人行政无一恰与民心。平居则酿患无形，临时则补牢无策。此借阁臣应负之咎责……”提出要载沣“立即简择刚正廉明足系人望之大臣，任以总协理，令其另行组织内阁，参照各立宪国通制，俾负完全责任，其军镕府、海陆军大臣，非有精于兵学更历军事者概行撤换，以重责成而符名实。”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资政院等也上奏折请罢皇族内阁。他们无非都有拥袁上台以代奕之意。许多人都认为，袁世凯是个强有力的人，拥袁上台，或仍能支撑住局面。10月30日，清廷采纳了资政院的奏议，下谕说：“兹据该院奏称：皇族内阁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请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等语。所陈系为尊皇室而固国基起见，朕心实深嘉纳，一俟时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当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同日并颁“罪己诏”一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袁世凯自然待价而沽。军队到了前线更是打打停停，向清政府要权。清政府无奈。先后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袁才南下视师。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保住清政府的统治，相反成了清廷下台的逼官者。在清皇族内部，关于退位的争议非常激烈。一些王公贵族结成的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直至宗社党首领、军谘使良弼被炸伤重去世后，才纷纷做猢狲散。袁世凯也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1月26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骤。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清廷面对内外的压力。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
由以上可以明显的看出。各方，不论是清廷也好，清朝的上层官僚也好，大部分当权者无不是从自己的利益着想来考虑当时的形势发展。不敢尽言的维新派官员救不了中国，更不要说是守旧的顽固派。在这样一批官员下，即使有心改革也难免失败，更何况领导者是没有能力把中国带向正途的清廷。面对这样一个思想顽固，反应滞后的领导群体，一些上层官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走向了清廷的对立面。国人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孙大炮”便变成了“孙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