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午、庚子之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朝廷和政治精英选择了多种的变革道路，如堆新运动、排外拒变、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民主革命等，期望振兴中国。面对不断变换的局势。清廷及上层官僚的应变心态和应变对策慢慢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关键词：清廷；上层官吏；应变心态；对策；清末
　　
　　对于清末社会道路地选择和各种社会思潮的起落，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颇多，对于此时清廷个体官僚尤其朝廷重臣的研究从解放后就一直不断，可谓是汗牛充栋，在此不作赘述。群体的研究也颇多，但是多注重派别来展开，对于清廷及其上层官僚这一国家政治结构重中之重的部分作为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对于这部分人面对清末这许多形势变化的应变心态和对策有着综合分析文章却还没有看到。本文不揣浅薄，做一尝试。
　　鸦片战争后，清廷一步一步的沦为列强鱼肉中国的工具。甲午海战后，政治危机进一步激化，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做出了一些改革，主要如下：一，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从惨败的震惊中开始认识到清军军事体制的腐败、落后，纷纷交章议奏练兵之策，要求采用西法，创练新式军队。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从战败中认识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痛感自身军制守旧，有如“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决心仿照西法，改革军制，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1894年冬开始，由胡燏菜在天津编练新军，《马关条约》签订后，改由袁世凯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是清王朝为拯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救时之策”。其本意是试图通过改革旧有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借以对外与帝国主义列强稍事对抗周旋，对内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用新型的武装力量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因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从1904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全国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协4个标又一禁卫军，约17万余人。二、整顿财政。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8000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7000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2000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为了弥补巨额亏空，清政府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此外，还决定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三是派遣留学生。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急中拯救出来。新军的出世，不仅没能保住清王朝，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而编练新军对于袁世凯个人的腾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袁世凯自此步步高升，但是身为上层官僚的他并没有把新军的训练看做保卫清王朝的武器，而是把新军训练成了自己的军队，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清政府倾国库所有，全力支持北洋新军。本想借此控制一支拱卫畿辅的威慑力量，达到强干弱枝，江山永固的目的，却又给袁世凯为首得北洋军阀集团创造了合法的土壤和条件，使袁世凯得以乘机扩张个人势力，“隐持朝政”，并最终以逼宫的形式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顿财政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派遣的留学生后来都走到了清政府愿望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
　　光绪作为清朝皇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自然不甘心清朝覆亡在他的手上，力图改革，康梁等人的出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清政府的守旧势力依然很强大。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其实，慈禧太后本意并不反对“戊戌变法”，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与支托维新运动是不会变成如此有声有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陈夔龙称：“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园返京。”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只是“阶级内的内部冲突”，他们都是属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其目标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仅仅是巩固的理念稍有不同而已。戊戌变法本想为清王朝找到航向，但“由于传统的力量委实坚固，一旦改革真的从传统的夹缝中打开一条通路，改革本身却又犹如一条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于是改革便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能从根本上为清王朝找到一条发展的坦途，反而使清政府因改革而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中”。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奉行了一条温和的自强革新路线，不允许这么激进的改革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当光绪亲政后。他在试图变法的同时极力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势，以确立自己的权力中心，而慈禧太后希望光绪继续做傀儡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又发生了谣传光绪、康有为密谋举兵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又言之凿凿地向太后告密等事件。造成了慈禧太后对光绪和康有为等恨之入骨。“所以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旧派，她总体上是倾向于缓进变革，但这样的变革首先要服从和服务于她的专制统治的需要，她残酷地镇压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基本思想的反映。
　　作为上层官僚的地方大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变法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无疑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实权还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他们虽也关心民族的危亡，但是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谭二人，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并不反对变法，1898年9月初维新变法达到高潮时，李鸿章还向光绪帝上过一折，提出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他认为“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索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完善。”“惟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名虽改而实犹存，不致冒昧从事。致滋贻误。”由此可见，直到此时。李鸿章也不反对变法，而是要使变法切合实际，周善可行。但光绪皇帝不仅没有理睬反而将其免职，于是。李鸿章从保护李氏家族和维护淮军集团根本利益的目标出发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发生了本质变化。他曾暗中唆使儿女亲家、始终顽固反对变法的御史杨崇伊，使用各种官场权谋试图扳倒死敌张荫桓。至天津密谋“政变”和出面奏请慈禧太后“训政”。1899年奉命署理两广总督时的主要任务是到康梁的家乡去抓捕维新党人。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痛心疾首具折上奏，呈请朝廷“一变旧法”，提出了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求商务工政、派游历人员等9条建议。从甲午战后到戊戌政变前。他先后向清廷举荐梁启超等数十名思想开明、通洋务、懂西学的新派人士。但当北京强学会被清廷查封后。张之洞为明哲保身，“恐忤廷逆”解散了上海强学会。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废弃新政，大肆镇压维新派时，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为表示效忠慈禧太后，便公开与维新派划清政治界线，他公开表示“深恶康党”，并电请总署致函日本政府驱逐流亡的康、梁。并诬蔑维新派为“群奸”、“邪教”。“鼓励”顽固派加紧镇压“异端逆党”。袁世凯1895年8月在《遵奉面谕拟条陈呈》中云：“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油于拘导旧规，罔思改辙”。1897年德国侵入胶州湾事件后，他又云：“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但是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说袁勤王”。谭走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想的已不在是该不该变法。而是权衡投靠帝党和后党哪一边于己有利。最终。袁世凯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出卖了维新派。戊戌变法以慈禧举起屠刀、光绪被囚、康梁外逃而结束。
　　之后庚子事变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反省，慈禧在西逃途中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还坦言“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研慈禧对其不顾大局。利用义和团发泄对洋人仇恨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字里行间也蕴含着对自己施政失败的懊丧。在“西狩”途中。慈禧还感到有愧于光绪帝。胡思敬曾言：“庚子西巡以后。孝钦深自引咎，内惭其子。”慈禧在“西狩”途中，从《辛丑条约》的内容中，认识到庚子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后果。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补救，“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庚子之变使慈禧内心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变法愿望，成了新政重要的诱导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