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谭献；陈宦；忧生念乱
鸦片战争后，中国历经亘古未有的变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巨变。这个时代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近代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对近代史研究别具价值，对今人更具重大意义。”学术界对谭献的研究比较着力于其文学方面，比如姚振黎的《谭献词学发微》系统地探究了谭献词学。但是关于他和陈宦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他的影响还没有专文进行论述，尽管赖晨在《北洋军阀陈宦的另一面》、《陈宦隐逸二十三年之久的原因探析(1916-1939)》、《关于陈宦与锡良关系的两个问题》等文章中有所涉及。这些文章是本文的起点和基础。给本文提供了思路和起点。本文欲就谭献生平及其品质、他与陈宦的关系及对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分析，以加深对这两个近代著名人物的研究，以求知人论世。观照古今。
一、谭献生平及其与陈宦的关系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一作献纶，字仲修，号复堂、半厂 、仲仪(又署谭仪)、山桑宦、非见斋、化书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襁褓之中生父逝世，10岁嗣父(其过继给伯父)逝世，家无隔夜粮，靠寡母针线女红过活。15岁中秀才，16岁设帐授徒，博束修养家。20岁受知于学政万青藜，经岁考、科考补为廪生，每月有3两膏火银，生活渐有改进。他曾经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游学四年(1854-1858)，在福州任幕僚7年(1858-1865)，在杭州诂经精舍、书局、藩府任监院、主校、幕僚9年(1865-1874)，并在1867年考取举人，屡考进士不第，于1874年捐纳为县令。被委任为安徽歙县、全椒、怀宁、合肥、宿松、含山(未莅职)县令13年(1874-1887)。辞官回家隐逸3年之中，因为家境贫穷，“庚寅辛卯，座主张南皮尚书督两湖，招之至江夏，聘为都会经心书院讲席，遂为院长两年矣。”任山长近两年(1890，2-1891)后，因病回乡隐逸10年以诗书自娱，1901年6月逝世于家中。
谭献和陈宦认识并有接触是在武昌经心书院的时候(1890，2-1891)，他们两人的身世、家境、童年经历都很相似，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谭献出生于杭州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但是他在襁褓中就失去了不到四十岁的父亲，“十五岁就宗文义塾读书，补弟子员。十六岁，乃为童子师。岁修脯不及三十缗，养汝祖母不足，赖针纫佐之。尝力疾寒夜操作，龟手流血。予啜泣于旁。”陈宦“幼孤而家寒，赖母徐太夫人抚育，朝夕训诲期于成。……母子相依为命，一家皆赖十指生活，艰辛备尝。年十余，一人襥被读于郡之汉东书院，有屋数十楹，寂然无人，君独苦学，至于五年之久，考取县学生员，补食廪饩。调入经心书院为高材生。”陈宦也曾经有过由母亲做针线陪其在寒夜苦读的心酸经历，“血泪横流怕说旧家常。寒夜孤灯寒昼荻，呵冻手。痛阿娘。”谭献曾经当过他两年的老师(1890，2-1891)。当时谭献59-60岁，名望东南，陈宦22-23岁，风华正茂，师生感情甚洽。陈宦在经心书院“受业于谭复堂先生，有膏火银，始无冻镊之虞。”
当时经心书院有80个学生，由学政在25岁以下的廪生、增生中挑选而来。每个学生住斋舍一间，每月有膏火银3两(相当于银元4.5元，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人民币900元)；按季节发给操衣、皮靴，同时发给一套蓝布长袍、青布马褂作为礼服；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按需发给。每月朔望进行考试，除由分教评阅外，均须送往监院复核，以定优劣，颁发奖学金。“超等为8元，特等为6元，平等为4元。”当时学习好的学子，在经心书院不但可以长进学问，而且可以凭膏火银和奖学金养家糊口，陈宦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将近10年时间。期间两年颇受谭献的关照和影响。
二、谭献的品质
爱国。谭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理论及其创作方面。他在政治上具有经世致用、维新变法的理想和热情。谭献经历的时代，恰好是鸦片战争前夕，到庚子事变、辛丑和约之时，正好是清中、晚期外患频乱之际。他早年并没有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而是具有经世致用、安邦定国的政治抱负。谭献“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不屑与章句。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读书日有课程：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其治经重视今文经学，好言天下治乱得失，故其日记所列师儒表中，首将近代讲求微言大义、经世致用、关心国际民生的公羊学派庄存与、龚自珍、魏源等列为“绝门学”，极为推崇。他有爱国热情，他以36岁中举的身份参与地方政权，拥护洋务运动。当时捐纳为官是被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们歧视的，但他倾心洋务，亲自参与的心情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先后在歙县、全椒、合肥、宿松任县令。在政坛上，由于位微言轻，谭献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也始终没有得到洋务领袖们的重用——如果说有一次重用，那就是被洋务领袖张之洞任命为经心书院山长，最后只好退归故里，在野为文，以诗书自娱，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撑，用审美主义对自己进行精神救赎。如果从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来看，谭献“不失为当时地主阶级的开明之士和爱国者。”
谭献即使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后，他的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并未改变。他认为：文学作品要“忧生念乱”——观察时代风貌、审视社会政治、真实地反映剧变的时代现实并且具有忧患意识。他评介爱国将领邓廷桢的词说：“然而三事大夫，忧生念乱。竟似新亭之泪，可以观世变也。”谈及董毅诗曰：“而忧生念乱，则不能无悲悼感愤之辞。”上溯金元诗歌时，他发现金元时代与当世社会特征之相通处：“感威柄之亵越，悼征赋之繁重，上帝甚蹈。下民孔哀，予辄录当时忧生念乱之言，以求世变之亟。……世治则可以歌咏功德，扬威烈于无穷；世乱则又托微物以极时变，风谕政教之诗，得绸缪婉笃于伦理之中。”可见谭献的文学观来源于儒家诗论的传统政教观，也即谭献所谓：“诗可以观政，可以观化。何以明之?贤士君子，哀乐过人，以诗为史，风谕得失，陈说疾苦，而当时德礼政刑之迹，阅千载而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