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伦理革命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也包括对新道德的提倡，即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伦理思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达尔文、斯宾塞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进入中国而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一时间“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成为颇为流行的口号。无论是点滴改良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革命者都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陈独秀本人亦对进化论推崇有加，认为它是近代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历史地看，进化论伦理思想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它是近代英国传统经验主义伦理学一次新的范式转换，即从同近代物理学、心理学等科学与伦理学的相互联合转向了现代生物学与伦理学的联合。其主要特征是：一、把人类的道德生活现象诉诸于“社会有机体”的进化过程，用自然现象去解释和证明人类的道德生活现象。二、在方法论上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排斥信仰主义和先验抽象的理性方法。三、坚持英国功利主义思想传统，用“一般利益”、“群体利益”替代“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四、倾向于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重要性，突出表现了进化论伦理学的社会有机体论的精神。
陈独秀正是在上文所描述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根据时代的要求，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伦理思想。
第一，与时具化的道德进化论。相对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陈独秀根据“抵抗力”的理论指出：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必然随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社会的整体文化、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决定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观念。以孔学为例，“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以杀人和寡妇再嫁为例来说明社会道德具有相对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的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总之，道德是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陈独秀对封建旧道德进行猛烈抨击的理论基础。
第二，重“事功”轻“虚文”的功利思想。追随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功利和实证主义原则，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大力鼓吹“重实用”、“薄虚文”的功利主义思想，将一切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都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加以审判。在陈独秀看来“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他还从印度佛教文化与欧洲新教文化的相互比较中指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为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为此，他把现实主义教育定为国民教育第一方针，主张“生活神圣”、“利用厚生”，把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归为社会国家的终极目的。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走上伦理利己主义的道路；在其《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仍大力提倡“勤俭”、“廉洁”、“诚信”的传统美德。在个人财富观上，陈独秀虽然视苦行主义道德为救国之道，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金钱万恶”的谴责。
第三，积极乐观的人生情怀。陈独秀在批判儒家伦理使人无独立人格的同时，还借助西方的“人权”、“进化”、“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创立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生观。对于人生的真义，可概括为：“(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一)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同时，在人生的幸福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五种观念：“一日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日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日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日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日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不难看出。这是标准的19世纪启蒙思潮，集中全面地表达了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寻求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第四，激进的科学民主观。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科学对于陈独秀而言。不光是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看待事物的精神和态度。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渭也。”正如同封建专制同迷信无知相连一样，民主政治同科学进步亦是密不可分的。所谓民主也就是：“在推翻压制平民之贵族、国王、教主少数人的特权，在政治上经济上扩大普遍的民权。具体说来。即是以民选议会代替国王及贵族之专制，解放行会，解放农奴。”民主与科学一样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舟车之两轮”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很难有科学上的进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难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正因如此，陈独秀才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期唤醒民众的觉醒从而由黑暗走向光明。
四、结语——对陈独秀早期伦理思想的几点评价
总体而言，陈独秀所开启的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启蒙运动和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伦理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国人的视野引向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使广大民众得以从僵化、保守、愚昧的封建旧思想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在更深层次上震撼和影响了今后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说这才是整个五四运动真正的历史功绩。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陈独秀所大力提倡的反儒学运动可以说的确击中了传统儒学不适应新社会的诸多要害，遗憾的是在总体上看却是“感情化的‘破’有余而理智化的‘立’不足，它打破了儒学旧的文化权威，却没有来得及形成新的文化权威。”一方面，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精神支柱的广大民众在面对支离破的道德生活时，一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为先进文人所极力鼓吹的西方文明一时间也难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实现其社会化和普遍化。于是在这样一种类似道德真空的尴尬状态，出现民众道德生活上的失控和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现象亦不足为怪了。即使在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中也隐约存在着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启蒙的最终目的对陈独秀而言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在当时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陈独秀这种企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明以改造封建旧道德乃至国民性。创造新道德树立自由自主新人格的浪漫主义情怀在残酷的现实中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总之，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位有激情、有良知、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其学术思想散落于零星的政论文章中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虽然政治上的失败曾一度使他销声匿迹以至被人所遗忘，但历史终将会对他个人的思想给予公正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