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
训曰：君子但自治。
其次，王氏认为为学必须为己，而不是为人。例如：
(3)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
训曰：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
由上可见王闾运的“自治”，对个人修养而言，包括了德行与学识两方面的增进。但王闿运最重视的是国家社会，在他看来，《春秋》的自治理念，虽为古代圣人所立，但对于当今治国治乱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王氏认为要自治必须自正，从《春秋》所记古人以白正而作为防夷之道达至使国家自治。王氏之经典诠释中彰明此义仍如上述一样，意在启迪人们效法之。例如，
(4)《春秋》经曰：(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
《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王氏笺曰：桓方尽取纪邑，又欲威鲁，贪功名而迫戎，忧其不敌，又不与戎敌，桓故使若驱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尔云者，言但可驱不可战也。
经文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冬，齐国人讨伐山戎。这里的齐国人是指齐桓公，为什么称人而不书齐侯?《公羊传》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贬斥。为什么要贬斥齐桓公呢?《公羊传》认为齐桓公讨伐山戎的士兵操之过急，杀伤过多。这是双方交战，《春秋》为何不书战呢?《公羊传》认为只有当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春秋》才书战，齐桓公伐山戎，双方力量并不相当，只是齐桓公驱赶山戎罢了。王闾运则认为，齐桓公刚刚夺取了纪国的城邑(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又想以伐山戎来威胁鲁国，这是为了贪图功名而逼迫山戎。但齐桓公又考虑到自己势力不如山戎，故意不与之作战，《春秋》不书战好象是驱赶山戎。这表明要成就霸业者，必先以自治为道，使自己强大了，才能对外言战。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叫驱赶而不叫战。显然，王闾运认为对外作战，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内政，做到有充分之把握。这样既是打败敌方的原则，又是防备外患的有力武器。
(5)《春秋》经曰：(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传》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王氏笺曰：起宋公当自治，故使若我执之而我释之。不使楚无故而执中国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祸由内召之。
经文没有书写是什么人执宋襄公。《公羊传》认为这是楚国的国君所为。为什么是楚国的国君所为就不书写呢?因为不赞成夷狄的人逮捕中国人。王闿运认为，《春秋》此处书“执”意为鲁国执宋襄公。虽然历史上实际拘执宋襄公的人是楚国国君，但是《春秋》不讲，故意说成是鲁国执宋君，这是要揭示夷狄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拘执中国之君，是诸夏的国家自己内乱不自正，才会招致楚国之祸。所以诸夏的国家若遭到夷狄之患，其治理的重点不是在于夷狄的侵犯，而是诸夏本身出了问题，首先治理的应该是内部事务，自己内务修明，夷狄自然不会来犯。
同时，王闾运认为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只靠自己一方“自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夷狄之国亦应努力进步，而夷狄的进步主要靠诸夏之国对之进行“化导”来实现。
王氏以上对经义的解说似乎是厘正历史，其实也是援经说政，要抗御外侮，一是要内务修明，二是要“化导”夷狄。如果以此与当时清王朝受外敌入侵相对勘，王氏的真实用意不揭自明了。
(6)《春秋》经曰：隐公二年，九月，纪履蝓来逆女。
《公羊传》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人国称夫人。
王氏笺曰：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王闾运指出，《春秋》要以礼治人，必须要先自治，一国之君要先自治，才能为万民所主，才能教化民众。《春秋》经文书此条之意即在此。纪国大夫履緰来鲁国为其国君迎接鲁女，按照《仪礼·士昏礼》婚姻“六礼”之“亲迎”礼，应该新郎亲至女家迎娶新娘，即使国君也不应该不遵从此礼。而纪国派大夫来迎接，是非礼也。《春秋》本来是“外逆女不书”的，这里明显是对纪国君不亲迎非礼的讥刺。王闿运的诠释很显然意在说明治世在于“自正”。又如，
(7)《春秋》经曰：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公羊传》曰：何以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挥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笺曰：以信与桓，以恶责庄，亦所以自治。
鲁庄公十三年冬会见了齐桓公，鲁庄公与他的大臣曹子在会见要挟齐桓公归还土地，齐桓公很爽快的答应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挟之下的结盟是可以违背的，而齐桓公并未背约、也未记恨于鲁之曹子，而是与鲁国结盟了。《公羊传》认为，鲁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较为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书日，是称赞齐桓公守信于天下。王闾运指出《春秋》是以这次讲求信用的外交事件为契机，要求鲁国必须严格律己，讲求信用，然后取信于天下，故《春秋》称赞齐桓公、反而讥贬鲁庄公，这也是对内要鲁国严格要求自己，以此说明“自治”之义。
以上王氏的诠释，从表面上看似乎陷于经学的云雾中，但从此云雾中却透析出他援经说政的思想，即治国在于“自治”。他尊崇《公羊》乃在说明往圣先贤们都志在“自治”，王闾运虽未如此明说，但从他对经学的诠释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当时清王朝的危局，抵御外悔，惟有“自治”，惟有自强。他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并以此淑世、安排社会秩序，使民风淳美，以此挽救颓靡的衰世。
总之，在中西交会碰撞的时代，王闾运的心力所在并不是国富民强，经济、军事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只有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才是他思想的重点。他虽心忧时局，但他未象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放眼世界，他埋首经学，虽在经学中艰难寻找到变革和自治而图强的思想因子，但始终未摆脱经学云雾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这可以说是王闿运一生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