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王闿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鸦片战争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闿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闿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闿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闿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讬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闿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闿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適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闿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1)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