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今文经学；公羊学；乾嘉；晚清；经世
　　
　　如果说清中期的庄存与是复兴公羊学的先行者，那么其后的刘逢禄则成为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重新整理了公羊学的统绪，上承董仲舒、何休，下开龚自珍、魏源，使沉寂了近两千年的公羊学得以再次繁荣，并为近代维新变法准备了儒家经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在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晚清的学术和政治局面都有相当的影响。
　　
　　一　刘逢禄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江苏武进人，乾隧四十一年生，嘉庆十九年进士。刘逢禄是文渊阁人学士、军机大臣刘纶之孙，礼部侍郎、常州公羊学派创始人庄存与之外孙。其父刘召扬，曾应乾隆皇帝南巡召试，得乾隆亲置第一，尝主湖南、陕西、山东讲席。母庄氏，庄存与之女，熟通经史。刘逢禄少时在母亲身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母“每当晚课毕，或塾师岁时解馆，即亲授以《楚辞》、《文选》及唐宋人诗文，曰：‘家学不可废也。’”(卷十。先妣事略)
　　刘逢禄秉承家学，自幼熟读诗书，十余岁即遍阅十三经及周秦古籍。刘逢禄从小就对外家所传之公羊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十三岁那年，“尝读《汉书·董江都传》而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
　　从这些叙述来看，刘逢禄的公羊学应属自学，亦正如其子刘承宽所说：“大抵府君于《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礼》多出于皋文张氏，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刘逢禄自己也说：“余自童子时，癖嗜二君(董仲舒、何休)之书，若出天性”，“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
　　当然，这并不否定外家庄氏的学统对刘逢禄的影响。首先是幼时母亲的熏陶。刘逢禄曾回忆说：“余幼时，先妣诲之，学必举所闻于宗伯公(庄存与)经史大义以纠俗师之谬。”其次是外祖父庄存与的鼓励。十一岁时，刘逢禄随母亲归省见到外祖父庄存与，庄存与问其学业，刘逢禄对答如流，庄存与高兴地说：“此外孙必能传吾学!”在外祖父“传学”的期冀下，刘逢禄疑《左传》、读《董子》、研《公羊》，逐渐走上了公羊学的治学之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从舅庄述祖的影响。刘逢禄曾从庄述祖“受《夏时》等例及六书古籀之学，尽得其传”，庄述祖对公羊学颇有心得，其“《公羊》家诚非《谷梁》所能及”、“《左氏》不传《春秋》”等思想对刘逢禄多有影响，刘逢禄自己也说：“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古文、今文流别。”尤其是庄述祖以“《夏时》之等”比附“《春秋》之义”，以公羊条例来治《夏小正》，更是启发刘逢禄后来以《公羊》统摄群经。庄述祖对刘逢禄非常赞赏，有“刘甥可师”之誉，据说他本有意深研公羊学，见到刘逢禄的成就后，竟然放弃了。
　　刘逢禄长期潜心研究公羊学，然而公羊学在当时并不是应试之学，这使他的科场之路变得有些坎坷。刘逢禄于嘉庆五年(1800年)拔贡生，十年(1805年)中举。乡试应试时，刘逢禄以公羊义应答，使阅卷者大为震惊。此后，他接连两次考进士落第，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十九岁的刘逢禄才考中进士，授庶吉士。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散馆，授礼部主事，道光四年(1824年)补仪制司主事。道光九年卒于任上，年五十四。
　　刘逢禄在官十余年，“以经义决疑事”为世称道，“凡有大疑，辄援古事据经义以决之，非徒簿书期会如胥吏所职而已”。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崩，刘逢禄据经义制定丧仪，“自始事以迄奉安山陵，典章备具”。道光四年(1824年)，越南使臣对敕书称其“外夷”不满，刘逢禄又据经义说明“夷”非蔑称而解决此事。刘逢禄还多次引春秋公羊义来解决民间法律纠纷，“皆卓卓表见，所谓通经而能致诸实用者也”。刘逢禄的经学研究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愈发明显，体现了公羊家“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
　　
　　二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刘逢禄学识广博，著述宏富，有《刘礼部集》十二卷。他对《周易》、《诗经》、《尚书》等都有阐述，其学遍涉群经，但以《春秋》为重，以何休公羊学为本。其春秋学相关著述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论语述何》二卷等。这些著作只从名称即可显见其学术立场。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下称《释例》)一书，系刘逢禄的代表作，也是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之作，书成于嘉庆十年(1805年)六月，时年刘逢禄三十岁，正值他主山东兖州讲席之时。该书是刘逢禄十几年研究公羊学的心血结晶，前后三易其稿。刘逢禄有诗《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其言“窥园未免惭前哲，驻景方知绝儿编”，自比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和孔子“韦编三绝”。在书中，刘逢禄通过对何休解诂《公羊传》义例的归纳，阐发了自己的公羊学思想，建立起了严密的公羊学理论体系。
　　《释例》共分为十卷，三十章，“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共总结有“例”二十六，分为：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时日月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例、律意轻重例、王鲁例、建始例、不书例、讳例、朝聘会盟例、崩薨卒葬例、公终始例、娶归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例、侵伐战围人灭取邑例、地例、郊禘例、阙疑例、主书例、灾异例；“表”四，分为：大国卒葬表、小国进黜表、秦楚吴进黜表、公大夫世系表。每“例”皆先罗列举证《春秋》经传及何休解诂条文，最后以“释”来阐述该“例”之主旨要义。“表”则是“例”的一种变形，通过纵横比对相关内容来使义例清晰，而阐述主旨之文字则移于每“表”之首，以序的形式出现。
　　同当时乾嘉汉学的大部分著作一样，《释例》也采取了考据的形式，而且在考据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时日月例》下，刘逢禄又详分了五十余小“例”，搜求举证近三百条。但刘逢禄并没有只停留在罗列资料上，他考据的目的在于研求“微言大义”、通经致用，与当时的汉学家们旨趣大异。
　　刘逢禄为什么要在汉学盛行的时代，做这样一个工作呢?在《释例》序中，他回顾了千年来春秋学的历史，认为“传《春秋》者，言人人殊”，只有董仲舒、何休所传之《公羊》才是正传，尤其是何休，“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补庄(严)、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但何休之后，春秋学逐渐迷失方向，“或以弃置师法，燕说郢书，开无知之妄；或以和合传义，断根取节，生歧出之途”，终至“支窒错迕，千喙一沸，而圣人之微言大义盖尽晦矣”。当乾嘉之时，“人耻乡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在这样的学术氛围环境下，显然春秋学也到了应该回复正途、回到汉代公羊家法的时候了。这既是春秋学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汉学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他说：“先汉师儒略皆亡阙，唯《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乾嘉之时，“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学者莫不推崇汉儒经说，而公羊学是所剩无几的真正传承有自的汉学，汉代经学昌明，也正是公羊大师董仲舒推动的，因此公羊学才是汉代学术的正统和精髓，尊汉显然不可不尊《公羊》。这样，刘逢禄也巧妙地为公羊学在以古文学为主流的乾嘉汉学的学术堡垒中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经神绝业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中的这几句诗正道出了刘逢禄以复兴公羊绝学为己任，接续董仲舒和何休统绪的心声。
　　刘逢禄在《释例》中说：“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巢括两家(董仲舒、胡毋生)，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惜其说未究于世，故竟其余绪，为成学治经者正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公羊义例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了公羊学理论体系，但受文体所限，却只能随文夹注，所有义例都散见于注文之中。而何休所撰《春秋文谥例》又已失传。因此，公羊学虽以“义例”说《春秋》闻名，但却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性的归纳，以致后世对公羊义例多有误解和争议。刘逢禄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复兴公羊学，必须解决这一瓶颈问题。而在清代公羊学序幕初揭之时，孔广森作《公羊通义》，又否定何休“黜周王鲁”之说，别立“三科九旨”，自乱公羊家法，于是解决这一问题显得尤为急迫。所以，刘逢禄要“寻其条贯，正其统纪”，用力十余年，“为《释例》三十篇”，第一次系统归纳了公羊学繁杂的义例，为清代公羊学日后的辉煌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　立足于社会变革的公羊义
　　
　　杨向奎先生说，刘逢禄出而公羊学的局面为之一变。在刘逢禄之前，清代公羊学已出现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和孔广森的《公羊通义》等专门著作，但只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才被称为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因为只有到了刘逢禄这里，才是真正坚守公羊家法，才算是真正接上了董仲舒、胡毋生至何休一脉相承的公羊统绪。刘逢禄的公羊学正是在力申董、何之说的基础上，阐述自己之经说及对时局之主张，他对公羊学的全面阐发及适度的改造，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
　　公羊家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认为这是孔子作《春秋》的基本原则。“三科九旨”，何休认为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徐彦《公羊义疏》又提到宋衷之说：“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通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宋衷所说“三科”与何休“三科”并无矛盾，“张三世”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通三统”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异外内”就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只是顺序有所调整。差别在于何休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即“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而宋衷则别立“九旨”。
　　刘逢禄洞悉“三科九旨”是公羊学的精髓，他明确宣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他批评孔广森“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将公羊义例归纳为三十例，其首三例为“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即将“三科”置于首位，准确地抓住了公羊学的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就是刘逢禄公羊学最为重视的内容。但他似乎有意淡化“九旨”，《释例》中甚至没有出现“九旨”的字样。直至晚年，刘逢禄才有以“时、日、月，爵、氏、名字，褒、讥、贬绝”为“九旨”之说，虽不同于何休，但亦属汉儒之旧传。刘逢禄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失去了“康乾盛世”的光环，正在逐步走向衰落。嘉庆皇帝接手的其实只是一个徒有大帝国外表的空架子，君主专制制度末世的乱象已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刘逢禄看到的正是风雨来临前夜的清朝，他身后十一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相较“康乾盛世”的盛景，嘉道时期臣民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见的。刘逢禄敏锐地觉察到了隐伏的危机，作为一名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挽救衰落中的大清王朝在他心目中是责无旁贷的。他的心态与何休当年那种“衰世救失”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的排列固然是刘逢禄对宋衷之说的一种赞同，更是他针对时局所做的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他暂时回避了“九旨”，以免陷入相对次要的书法纷争。他急切要做的是从公羊大义中揭示治乱兴衰的规律，寻找起衰救弊的途径。
　　刘逢禄述“张三世”曰：
　　《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乾》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著，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若是者，有二义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始治；于所闻世，见治，廪廪进升平；于所见世，见治太平，此又一义也。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
　　刘逢禄结合何休的“三世”说和董仲舒的“三等”说，以“等”字突出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强调社会历史进程是发展变化的。他在这里明确区分了“三世”的两层涵义：从表层上看，“三世”就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即孔子根据时间上的远近不同，施以不同的书法；从深层上讲，“三世”则是“拨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文明进步程度不同。刘逢禄一再强调，这只是孔子借书法不同寄寓的一种社会进化的理想，绝不可以史来看待，正所谓“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历史上鲁国十二公的世道是每况愈下，但《春秋》所制订的理想制度，却是愈后愈治。他举例说：“西狩获麟，于《春秋》本为灾异，而讬之以为治定功成。若是者，何哉?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之心焉。’《春秋》之义，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刘逢禄以“讬言”、“假借”，直接点明了公羊“三世”说的实质乃在借用历史事实的外壳来突显一种历史观，因而重点不在已陈之史迹，而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可贵的思想观念。这就反驳了古文家以不合史实对“三世”说以及公羊学的攻讦。
　　刘逢禄还从其它经典寻找“三世”说的影子，证明孔子不只在《春秋》中寄寓有“三世”理想，从而提高“三世”说的可信度：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易》之六爻，《夏时》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阴一阳，乾变坤化，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终于《未济》，志商亡也。《诗》、《书》一正一变，极于周亡，而一终《秦誓》，一终《商颂》，《秦誓》伤周之不可复也，《商颂》示周之可兴也。《夏时》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于鸣隼，而推原终始之运，本其兴曰“正月启蛰”，戒其亡曰“十有二月陨麋角”。《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尊亲至于凡有血气，而推原终始之运，正其端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著其成曰“西狩获麟”。故曰：治不可恃，鸣隼犹获麟也，而商正于是建矣。乱不可久，孛于东方，螽于十二月，灾于戒社，京师于吴、楚，犹《匪风》、《下泉》也，而夏正于是建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以此见天地之心也。
　　我们看到，刘逢禄从《易》、《诗》、《书》、《大戴礼记》中找到了阴阳、正反之变化，治乱、兴衰之演变，以之与《公羊》“三世”相印证，并得出了“治不可恃”、“乱不可久”的结论。没有永恒的盛世，但也不会有长久的衰乱，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希望。他讲到了夏正、商正的建立，讲到了周之所兴与周之所衰，更引孔子“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之语，说明一兴一衰是任何朝代也逃脱不了的命运。刘逢禄已经看到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危机，朝代兴衰正是刘逢禄最为关切的话题!他说孔子“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愀然”、“灼然”的孔子大概正好就是刘逢禄忧心现实的写照。
　　在刘逢禄的“三世”说中，明显少了一份社会不断进化的味道，更多强调的是兴衰的不断循环，正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我们下面也可以看到，他把理想社会仍然聚焦于三代，这只能说他过于执着于现实的起衰救弊，而缺乏一种哲学家的思维。
　　盛极必衰，衰极必治，兴衰更替是历史运行的规律，但在刘逢禄那里，人们在历史进程面前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可以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变化，由衰转盛，这就必须依靠“通三统”和“异内外”来实现。他说：
　　三王之道若循环，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变则必反其本，然后圣王之道与天地相终始。故正朔必三而改，《春秋》因损文而用忠。文质必再而复，故《春秋》因变文而从质。受命以奉天地，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而韶乐作焉，则始元终麟之道，举而措之万世无难矣。
　　“通三统”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变”字，社会是变化的，人世的制度也要相应地及时变革。刘逢禄从“通三统”中慧眼独具地挖掘出“天下无久而不敝之道，穷则必变”之义，警示世人走出盛世的旧梦，面对衰败的现实，对那些弊端丛生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只要遵循“通三统”之义，因时改制，社会必然会由乱而治，终能“治定功成”，到达太平盛世。所谓“始元终麟之道”也就是拨乱、升平到太平的“三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