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关键词]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经学史
　　
　　皮锡瑞(1850—1908)遍研群经，为晚清一代经学大师。他一生著述宏富，大多数已经刊刻行世，但仍有数种遗世文稿尘封在各地图书馆或博物馆中。笔者近来即发现一部皮锡瑞1903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的原稿，迄今不为世人知晓，本文即对其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略作评述。
　　
　　一　《经学家法讲义》文稿的发现与确认
　　
　　现藏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师伏堂经学杂记》，系收录皮锡瑞晚年的零散手稿而成，分装三册。其中第二册收文16篇，通论三《礼》，第三册收文14篇，通论《诗经》。经查对，这30篇文稿均可见于皮锡瑞生前刊行的《经学通论》，仅文字偶异。至于第一册，情况要稍为复杂，册中共收文24篇，除1篇题《刘氏谱序》外，其余23篇皆无标题。根据这些短文的内容，可知有20篇均涉及先秦至西晋的经学变迁问题；有1篇是呈文，请求旌奖守丧哀毁的俞伯钧；另2篇为函札，一致王闿运，一致夏菽轩(即夏时)，均是恳请夏氏照拂其在江西候职的仲子皮嘉佑。可见，《师伏堂经学杂记》中最值得注意的，应是第一册所收20篇经学短文。这些文字有着共同的主题，所述之事在时间上前后连贯，并且在逻辑上彼此关联，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应是皮锡瑞一部经学著述的手稿。那么，皮锡瑞的这部经学手稿是何时所作?
　　根据《师伏堂日记》，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受聘于湖南师范馆，讲授经学、伦理两门课程。他在开学之前拟定了课程的基本内容，“拟讲经学家法章程数条，自汉及今，大旨略具”。开学当天的日记又写道：“早起吃饭，到馆略等，遂上讲堂。照《大学堂章程》，考经学家家法，从先儒卜子谈起。讲毕，作次日讲义，讲荀子传经之功，遂归。”可知他在湖南师范馆讲授的经学课程，就是“经学家法”。而《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所收经学短文的第1篇在简述六经成立及孔门八儒传经情形后，说“所惜诸儒所传，今皆亡佚，不复能考其家法。经学家法最古而犹传于今者，惟卜氏子夏”，接着论述子夏传《易》、《诗》、《礼》、《春秋》、《论语》的情况，并总结说：“考经学家法，当以先儒卜子为首。”在第2篇文章中，皮锡瑞开篇就写道：“先贤卜子之后，传经最有功者，惟荀卿子。”然后征引资料，对荀子传经之事详加论证。这两篇短文的内容，与上引日记所谓“考经学家家法，从先儒卜子谈起。讲毕，作次日讲义，讲荀子传经之功”正相符合。其他18篇短文论述战国、秦汉至魏晋的经学流传及其得失，亦紧紧围绕“经学家法”的主题展开，如第6篇首句说“两汉经学家法，有今、古文之分”；第7篇论述“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强调“今文家有师承，古文家无师承”；第10篇论郑玄坏乱两汉经学家法，开篇即说“郑君康成集汉学之大成，李申耆以为康成败坏家法，非轻诋先儒也，以家法论，郑君实不能辞其咎”；第12篇更是专论“治经必严家法”问题；第13篇借《关雎》说妇人之德，申论“说经必用家法”；第19篇再次提出“说经宜先知汉今、古文家法”。可见《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中经学短文的实际内容，与《师伏堂日记》所载“经学家法”课程的内容要旨完全一致。另外，湖南师范馆在聘任皮锡瑞时，·曾许诺将刊刻讲义。查湖南师范馆光绪二十九年所办《湖南学报》，果然刊有皮锡瑞的经学讲义10章。经比对，这10篇讲义与《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所收12篇经学短文大有关系。因此，可以判定《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所收经学短文，就是皮锡瑞1903年在湖南师范馆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编撰的讲义原稿。不过，根据癸卯年《师伏堂日记》，皮锡瑞在正月二十九日所拟“经学家法”课程的内容，是“自汉及今，大旨略具”，至二月十四日开讲，又是“从先儒卜子谈起”，可知皮锡瑞原来计划编撰的《经学家法讲义》，其内容应该上起先秦，下迄晚清，能基本涵括中国经学数千年的演变历程。然而从现存的《经学家法讲义》文稿或《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经学讲义看，所叙经学的变迁均至魏晋而止，这其中又有何变故呢?原来，皮锡瑞在四月十二日讲课后，即辞掉师范馆的教职，远走天津另谋生计，《经学家法讲义》的编撰随之中辍。
　　可见，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中的20篇经学文稿，是皮锡瑞晚年的一部经学手稿，可以称为《经学家法讲义》。皮锡瑞的孙子皮名振曾编有《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详列皮锡瑞已刊、未刊文稿多种，却未提及此稿，也未提及《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的10章经学讲义，遂使这部弥足珍贵的经学文稿一直不为世人知晓。
　　
　　二　《经学家法讲义》的内容要旨
　　
　　现存《经学家法讲义》的20篇文稿，除3篇(第11、13、20篇)仍属资料性质和第19篇稍涉重复外，其余16篇均逻辑严密、有论有据。这些文章的篇幅大小不一，短者数百字，长者千余字，最长的一篇将近三千字。《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10篇经学讲义与《经学家法讲义》稿本中的12篇短文虽主体相同，但二者仍存在文句增删、次序调整等诸多差异，尤其是稿本中还有多篇重要文字未见于《湖南学报》，因此下面仍以《经学家法讲义》稿本作为评述对象，藉以展现这部秘藏百年的经学遗稿的大体面貌。
　　为叙述方便，笔者根据这16篇文章的内容，将其大致分成七组：
　　其一，第1、2、3篇，论先秦经学。第1篇在略言经孔子之手而“六经始备”后，即叙述孔门传经之事，但以“所惜诸儒所传，今皆亡佚，不复能考其家法。经学家法最古而犹传于今者，惟卜氏子夏”，因而着力考察子夏传《易》、《诗》、《礼》、《春秋》、《论语》的功绩。第2篇先说孟子的经学，强调“赵岐序《孟子》，以为尤长《诗》、《书》，实则孟子于《春秋》尤深，如‘《春秋》无义战’、‘《春秋》天子之事’之类，其宗旨与《公羊》为近”。接着论述荀子的传经之功，认为“圣门诸经犹能流传，至今绵延不绝者，卜子之后，以荀子为最著”，所以广征群籍，对荀子传承诸经详加考述，指出“荀子之学，于《易》、《诗》、《春秋》、《礼》、《乐》无所不通，门弟子传其学者，于汉初为最盛”。第3篇在略及子思之学后，主要根据大、小戴《记》所存《曾子立事》、《曾子问》等篇章，表彰曾子的渊博之学、王佐之才，认为“《立事》诸篇所言，皆纯粹平实，诣其极可以希圣贤，下亦不失寡过”。皮锡瑞还援引汉人之说，论说“《孝经》一书，孔子特传曾子”。关于先秦经学的流布情况，这三篇文章根据当时所能查考的资料，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其二，第4、5篇，述说秦朝至西汉前期的经学，论及叔孙通、陆贾、贾谊和董仲舒。叔孙通为西汉创立朝仪，并无著述传世，但皮锡瑞根据魏人张揖《上(广雅)表》所言，提出“今之《礼记》为叔孙通之所撰定，传经之功，不在伏生、高堂生诸儒之下”，足备一说。关于贾谊，皮锡瑞根据《经典释文·叙录》所载，认为他是荀子再传弟子，并说：“荀卿尤长于《礼》，故贾子《新书》言礼最详。汉初其书盛行，司马迁、刘向著书，多见称述。”又指出大、小戴《记》即多采贾子言礼之文，并说“今人读二戴《记》文，不知其出于贾子，亦犹读二戴《记》文，不知其出于荀子也”。这里对贾子学术源流的考辨，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第5篇在全稿中篇幅最长，主要论述董仲舒的经学思想。皮锡瑞称赞说：“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他检点《春秋繁露》中《楚庄王》、《王道》、《三代改制质文》各篇的相关言论，指出何休的“三科九旨”之说均可见于董子书中，因而得出结论说：“何劭公《解诂序》自云本胡毋生条例，非出董生，而说三科九旨已见董子书中，足见微言本出孔门，非何氏创说，亦非董子创说也。”何休对《公羊传》所作以“三科九旨”为核心的一套说解，被后世目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历来遭到批驳。皮锡瑞在这里实际上是想通过对董子经说的发掘，将其指为圣门心传，为《公羊》家的微言大义之学力作辩护。又因后人“或以董子好言灾异为疑”，皮锡瑞还对汉儒的灾异思想和谶纬学说作了评析，批评后人不明《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动辄指责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非特不善论世，亦未为通经”。
　　其三，第6、7、8、9、14篇，论述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分立及其缘由。皮锡瑞强调“说经宜先知汉今、古文家法”，因此遍考《史记·儒林传》等汉代文献，对两汉经学先有今文、后有古文的事实作了认真考察，指出“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认为西汉的传经之儒“皆后世所谓今文家，无所谓古文也”。他又考辨《史记》各篇出现的“古文”二字，指出“史公所谓‘古文’，或亦指文字言，非必如东汉以后所谓古文家也”。他还考察《熹平石经》残字，认为“其文与今读本不同，即汉所谓今文；今之读本乃郑康成以后所传之古文也”。关于两汉经学从今文变为古文的经过，皮锡瑞指出三点：第一，西汉所立十四博士“皆后世所谓今文家，当时既未别立古文，亦未尝别标今文之名”；第二，刘歆始创古文之学，古文经书流传于世；第三，东汉明帝为古文学导以利禄之途，古文经学从此大行，“古文既行，遂以博士所传别为今文……今、古文至是遂分门角立矣”。至于东汉崇奉古文以更易今文的原因，他归结为二：一是学术久则必变，“由汉初至汉末二百年，通行今文家说，文繁义复，至于说《尧典》十余万言，说‘若稽古’三万言，颇为人厌恶矣。刘歆创通大义，昌明《周官》、《左传》、《毛诗》、《古文尚书》，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必靡然从之”；二是文字久而致讹，“汉初诸儒改古文为今文，教授生徒，取其通俗。当时既无刷印版本，专凭口授手抄，讹以传讹，自不能免……遂以召古文家之攻击。其始不过以古文正今文之讹误，后乃别创新说，并据古文改易今文之训解。此风一煽，卫、贾、马、许继之。既立古文诸经，必尽易今文诸说……其始不过巨子自抒心得，开辟途径，从而和之者遂并前人之说而尽易，如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别立一家。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靡然从之”。
　　其四，第10、12篇，论说郑玄如何败坏西京家法，申论“治经必严家法”。皮锡瑞先指出郑玄的为学历程是先通今文，后通古文，再从其所撰群经笺注中，总结出郑学的特点是“不皆古文，亦不皆今文”。他称赞两汉诸儒笃守家法，各守门户，两家经说不相杂厕，今、古文分别甚晰，郑玄却杂采今、古文不加分别，使西汉今文之学走向衰亡。他论述说：“当时今、古文家各持一说，莫能相通，见郑君能别出手眼，为之沟通，按之皆有左证，于是众论翕然宗之……于是人皆舍其今、古专门之学，而专宗郑氏。自郑之《毛诗笺》出，而齐、鲁、韩三家废矣(先习《韩》，后通《毛》，以《韩诗》改《毛》字)。《古文尚书注》出，而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废矣(郑注伏生《大传》，时以《古文尚书》改其字)。《三礼注》出，而大、小二戴废矣(郑本习小戴，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郑氏学)。《论语注》出，而齐、鲁《论》废矣。又自汉末丧乱，经籍道息，迨乎永嘉南渡，戎狄乱华，于是齐、鲁《诗》，欧阳、夏侯《尚书》皆亡，而今文之学终焉。”皮锡瑞接着指出两汉经学有一言师法、一言家法之异，认为“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他遍检《后汉书》，得出东汉一代“不修家法之戒甚严”的结论，并进而提出：“治经必严家法，方不至臆说乱经，五经博士各治本经，方不至变改师说。”
　　其五，第15篇，略述西汉今文学的中绝与复兴。与第10篇论说郑学盛行而使西汉十四博士之学渐次亡佚不同，皮锡瑞此处主要从刘歆议立古文诸经和魏晋以来的政局动乱，来检寻今文衰绝的原因，指出：“刘歆议立诸经，至汉末而诸经盛行，今文博士所传无一家存者。……既有郑君大师，又遭汉末丧乱，晋复不竟，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魏世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于是今文之传绝矣。”皮锡瑞接着又写道：“乾嘉以后，阳湖庄氏乃讲今文之学，孔广森治《公羊春秋》，孙星衍于《尚书》兼治今、古文，陈乔枞治《今文尚书》、齐、鲁、韩三家《诗》，魏源作《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凌曙作《公羊礼证》、《春秋繁露注》，陈立作《公羊义疏》，王馆长(按，指时任湖南师范馆馆长的王先谦)作《三家诗义疏》，已成《周南》、《召南》、《邶风》，锡瑞作《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推寻其意，是想通过列举诸家对西汉今文学说的研究，来说明今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