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看客观原因。贾谊被贬的客观原因是他的“多为”主张与当时汉朝“清静无为”的客观环境格格不入，即“积极多为”与“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相左。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帝即位时，距这一悲惨时代也不过二十多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完全摆脱如此萧条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文帝初年，国家并不具备“多为”的国力。如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就是如此，武帝时的韩安国曾经分析说：
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
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对付匈奴，然而并无多大成效，百姓对朝廷用兵更是忧惧不堪。这使文帝最终明白，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结和亲。这一事实证明，文帝时的客观形势需要实行“清静无为”而不适合“积极多为”。正是由于统治者看清了这一客观形势，加之文帝、周勃、灌婴等人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可以说，从汉廷君臣到普通百姓都愿意实行“无为”政策。
而正是在汉朝君民俱欲“无为”的大环境下，贾谊却与之针锋相对，提出要“积极多为”，他批评那些主张“清静无为”的大臣说：
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夫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他极力批评那些不欲摇动天下、主张“无为”的大臣们，认为靠“无动”拯救天下的主张是错误的，这说明贾谊的态度是要以“多为”救天下。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病入膏肓，且自以为是唯一能拯救天下的良医的认识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幼稚、狂傲和孤独。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把握不准，所制定的“积极多为”政策不符合客观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认为，贾谊提出了一系列“多为”措施对当时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有害的，故文帝没有采纳他的种种建议，而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记载：“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为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与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严重冲突，所以他就只能离开朝廷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贾谊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认清当时需要“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事实证明，那些一贯被人们误认为是嫉贤妒能、排挤贾谊的“庸臣”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清静无为”使整个西汉前期受益匪浅。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狭隘地将贾谊被贬视为才高遭嫉，而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他被贬的政治原因。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其一，贾谊自比屈原，为自己鸣冤叫屈。在《吊屈原》一文中，他无限悲愤地说道：“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鹗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认为自己和屈原一样生不逢时，生活在一个“谄谀得志、贤圣逆曳”的黑暗时代，故而和屈原一样遭受了被贬的不公正对待。他本人的申诉博取了人们的同情，起到了一定的误导后人的作用；其二，司马迁将屈、贾合为一传，他的描写加强了这一误导作用。由于司马迁本人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申诉，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以屈、贾自况，借此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这就使《史记》对贾谊的命运评价带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加强了对后人的误导；其三，后世文人如李白、白居易、李贺等纷纷效法司马迁这一做法，每当自己感到怀才不遇时，就习惯性地以贾谊自况，而这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抒情方式，使“贾谊”逐渐演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化符号。由于这么多的著名文人都在为贾谊鸣不平，这就使后来的人们误以为贾谊被贬原因真的是才高遭嫉、受权臣排挤，而忽略了其真实原因。
总之，我们认为贾谊是一位志大、才高、量小的才子。贾谊认定“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如此狭小的天下很难容纳如此巨大的自我。他志向高远，然而心胸狭窄，这就注定他很难适应现实社会，因而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倘若他胸怀宽广一些，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具有更多的忍耐性，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经受磨炼，从而变得更为成熟一些，那么他很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