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今学界普遍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庸臣所排挤。事实上，贾谊被贬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的不成熟使他提出的“积极多为”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君民俱欲“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相违背，因此，其言论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后人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贾谊；积极多为；清静无为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西汉的刘向就持这一观点，《汉书·贾谊传》记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认为，贾谊之才堪比伊、管，但不幸为庸臣所害，故刘向对此深感惋惜。东汉时，也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据《后汉书·崔驷列传》记载，崔驷上书朝廷说：“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崔寔认为，周勃、灌婴因为嫉贤妒能，故而极力排斥贾谊。李白也持这一观点，他说：“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白居易也认为：“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现、当代的学者们更是如此，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贾谊时说：“他终于被那帮元老旧臣排挤出去，以致悒郁而死。”金春峰先生也说：“贾谊青年奋发，锐意改革，……由是受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可见，贾谊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而被贬，几成定论。
　　而我们认为，把贾谊被贬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为才高遭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白居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说：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
　　白居易认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故屈原被逐还可以理解，可是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却也同样落得被贬的下场，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白居易只好无奈地将贾谊被贬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认为这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原因而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换句话说，对于贾谊被贬，白居易也没有能够找出明确的原因，所以只能对贾谊报以同情。而我们认为，贾谊之所以被贬，是有其明确的主、客观原因的。
　　我们先看主观原因。贾谊二十几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诸老先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年少的贾谊竟能一一应对，可见其才华横溢，因此不久就被超迁至太中大夫。自负其才的贾谊急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但他毕竟是一个得志的“少年”，由于年少与阅历较浅的原因，使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状把握不准。《新书·数宁》记载了贾谊多次上书言政事，他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因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文中所说的“可为痛哭者”是指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汉朝廷；“可为流涕者”是指匈奴边患和国家无蓄积；“可为长大息者”主要是说当时礼制混乱，君臣无别。贾谊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社会潜在的危机。他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并非如他所说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特别是其中礼制混乱的问题，更是如此。
　　文帝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而贾谊说当时社会危机重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贾谊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年少幼稚，看问题不准，使他无意地夸大了社会危机的程度；二是他可能有意地效法先秦纵横家的夸饰文风，夸大事实，耸人听闻，以引起君主的关注，给自己以大展宏图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先秦纵横家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战国时代，战争频仍，各国君主都有一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觉，耸人听闻的言论更容易撼动其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君主很多，纵横家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当他们在某个君主面前无法兜售其术时，他们可以转身去寻找另一个君主，如苏秦即是。而贾谊所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和一个圣明的君主，当他的经过“夸饰”过的言论不被君主接受时，他就别无出路了。
　　由于贾谊过分夸大了社会危机，使得他的言论很难为文帝全盘接受。先秦人就已经意识到大臣在向君主汇报时要“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而贾谊就有“传其溢言”的嫌疑，因此难以得到君主的信任。
　　第二，年轻气盛、急于求成。贾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重重，基于这一认识，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书·贾谊传》记载：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屡次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还专门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马上就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而当时文帝刚即位不久，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可见，贾谊犯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大忌。
　　第三，贾谊的部分主张很幼稚，甚至自相矛盾。从贾谊认为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错误认识来看，他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不仅如此，他针对“种种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他解决匈奴问题的“五饵三表”方案为例，来说明其策略的幼稚。《新书·匈奴》说：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