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讲为学”相近的表述还有“以会为学”。“以会为学”见王畿《与汪国潭》，其称：
弟春暮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务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学为会也。 在这里，“以会为学”和“以学为会”相对应，是王畿使用的一个谦词，意在表明他期赴青原会、白鹿洞书院讲会等这类江右著名讲会的崇敬之情。其实无论是“以会为学”，还是“以学为会”，仅是一体两面，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可获得完全之义。而“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会之核心在讲学，在明道，讲学者既可以“以会为学”，又何尝不可以“以学为会”呢?
事实上，王畿一生赴会无数，“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会之于他，讲之于他，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而讲之，年逾八十而不止，实乃纯乎天性，自然而然。同时代，像王畿这样的人有很多，如邹守益、钱德洪、王艮等，而学习仿效他们的后学则更多。代代相传，相生相衍，于是以讲为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以会为学，以会证学，赴会订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自然演成明代书院讲学的一个持久而特色鲜明的传统。
“以会证学”最原始的表述为“以会证此学”，见查铎万历年间为水西书院讲会所订立的《水西会条》序言中，其称：“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者，言此心之灵，只这些子。然人与禽兽之分，实系于此。故能存之，则此心之灵，常为之主。所以参三才而灵万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则中无所主，而恣情纵欲，尚气斗狠，无所不为，名虽为人，实违禽兽不远矣。今语人以禽兽，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于几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已也。然会以证此学，非必会而后学也。未会之先，用功何如，则于会中商之。既会之后，新得何如，则于会中启之，不徒泛泛浮论，徒长知见。庶乎会可以久，而学可以成也。”
以会证学的例子不少。以王畿为例，他在《松原晤语》中说：“因兄屡书期会，往赴松原新庐，共订所学。……往复证悟，意超如也。”其《书同心册卷》也记录了他和张元汴以会证学的事情，其称：“阳和张子志于圣学有年……期予往会，商订旧学……或发主静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体之义，或究动静二境得失之机，往复参互，要在不悖师门宗教，诚所谓同心之言矣。”而江右王门弟子在书院开讲会以证师学的事例就更为典型，据记载王门高弟张元冲长期在江西做官，历任江西参政、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等职，政事之暇，与同门东廓、念庵、洛村、枫潭诸公“联讲会，以订证文成之学，因辟正学书院于省会，群彦士而修业焉。先生岁时进考，其成喁喁如也。异时名世巨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怀玉书院于信州，以处湖东诸郡士，且特迎龙溪、绪山两先生递主讲席。江右宗风丕振，遂留绪山卒文成《年谱》之役，相与上下其议论，踰年而竣”。由此可知，南昌正学书院实为江西省会书院，赣省彦士咸集，联讲会而订良知之学；信州怀玉书院则为江右、浙东两省王门弟子共证文成之学的重镇。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以会证学，其核心都是讲学，而一旦讲得过多，流而成弊，其结果也就难逃魏校所指之“讲而不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病灶。因此，自王阳明开始，就提出了诸多防范措施，将讲学划为“讲之以口耳”、“讲之以身心”两类，主张轻口耳而重身心，轻讲说言词而重躬身实践，并将其上升为源自孔门之学的是一个重要原则。王阳明曾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四十余年之后的万历初年，王畿在赴张元忭云门之会时，仍在强调老师的观点，其称：“夫学必讲而后明，务为空言而实不继，则亦徒讲而已。……故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凡此云云，无非都是区别讲学的原则，可以存而不论。
这里我们将引王门安福弟子刘晓另一版本的言说，看看在同一原则指导之下，乡村书院的讲会中又是如何讲学的：
讲学不能废词说。词说似胜，躬行则寡。讲说亦不必别求，《五经》《四书》切于身心者甚多。先师天启，倡道东南，辩论考索，至当归一，直与洙泗血脉贯通。吾辈今日只宜探讨体验，优游实践，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其于圣人之言有所未透，则当研究以求融会，其于贤儒之论有所未合，不妨放过以阙疑。殆究而言之，皆是糟粕，惟在咀嚼真味，以完精神，更不必索隐探玄，以惑后学。
强调体验实践，强调尊闻行知，反对索隐探玄，意在躬行，讲求的是身心真味，反对的是言之糟粕。主张以研究融会而释未透，以阙疑而放过未合，以《四书》《五经》而切身心，意在防止讲词言说之胜而寡躬行。如此这般，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内部原则的建立以及诸多用心良苦的持续的防范、约束，再加上来自反对派的夹持、打击，王门书院讲会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得以长期在身心躬行的正确轨道上前行，悠然而成特色。
但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似乎也有一种滑入口耳之学、讲而不学的宿命。诚如王畿所说，“只因吾人许多习闻旧见缠绕，只得与剖析分疏。譬诸树木，被藤蔓牵缠，若非剪截解脱，本身生意终不条达”。无可奈何，“吾人今日讲学，未免说话太多，亦是不得已”。而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在言语上承接过去，翻滋见解”的太多说话，“为病更甚”，其结果“只是胜(滕)口说，与本根生意原无交涉也。”随着王门后学第一代门生相继去世，王学末流失去把持，好些书院讲会终于还是坠入原本就刻意防范的空谈性命，甚至由儒入禅的歧途。所幸东林学派由王转朱，东林书院由辨无善无恶而惩王学末流之弊，东林讲会挽口耳而归之身心，使以讲学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模式又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结论
总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讲会既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又是书院固有的学术讨论、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用的讲学形式等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