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关键词]明代书院；以讲为学；以会为学
　　
　　有关明代书院讲会特点的总结，可以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形而上者，约略而言，其大要不外有二：一是讲会友伦、师道并重，进而讲究吾党同志，形成同质性，使其持续发展、结成社团、由学术转向政治等皆得以成为可能；二是讲席虽然轮换，讲会则所共尊，无论由朱转王，还是由王转朱，明代学术谱系之流变，皆在立书院、联讲会中得以完成。形而下者，亦有二端，一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方式，二是轮会与联属大会的组织形式。本文将讨论以讲为学与以会为学的问题。
　　
　　一 以讲为学
　　
　　聚徒会众，以讲为学，是明代书院讲学的一大特色。但查考明人文献，谈到“以讲为学”，则多批评之词。魏校(号庄渠)在给邹守益(号谦之)的信中就说：
　　伯载诵吾兄书，乐与四方讲学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也。虽然讲学者众，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忧，何也?讲而不学者众也，是以讲为学者也。行必顾言，义必胜利，吾兄亦尝省其私乎?高明今方为人师匠，一言一行，后进楷模，愿以圣门讷言敏行为主。人心多动，则不能自还。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缘境出入，亦不自知敬。为吾兄诵之。
　　魏信中既以讲学为喜，更以“讲而不学”、“以讲为学”为忧，批评之意甚明，并以讷言敏行相规劝。邹守益在回信中虽对魏之规劝厚爱表示感谢，但对交砥互砺的讲学津津乐道，其指示错误、偏颇而趋人于中行之说，更表明他其实并不认为“以讲为学”就是“讲而不学”。其回信称：
　　凛凛然敏事讷言之规，敢不祗服，以无负厚爱!今伯载聚处里，洪甫复来柄郡教，斯文之兴，其几先兆矣。愿时加汲引，交砥互砺，以为来学标的。道，天下之达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错误，有所偏陂，则相与指示，期趋于中行。古人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意正如此。
　　魏校字子材，号庄渠，崑山人，弘治进士。正德、嘉靖之际，任广东提学副使，改道观佛寺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崇正、五羊诸书院，“广(州)之诸生来讲者，使散居各书院”，“相与讲明正学”。历官至太常侍卿、国子祭酒。其学私淑胡居仁，《明儒学案》列名《崇仁学案》，算老一辈书院讲学名家。其“貌朴讷简重，言动以礼”，宜乎以敏行讷言而劝到处讲良知之学的邹守益。这是嘉靖初年的情形，但阳明高足们不以为然，随地举会，以讲为学，以会证学等正逢其盛而未有止时。
　　及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讲为学”被再度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但这次已不是师友间的规劝，而将其和泰州学派讲学名家罗汝芳过往在宁国府、云南等地书院讲学传道扯到一起，上报朝廷，并最终引出了驱逐学人而禁立书院的事件，闹得很大。其始作俑者是南京通政使杨时乔，据《明史》记载，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杨疏“大意在维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辟邪说，所指为邪说之魁者，则原任参政罗汝芳也”。疏中罗列罗氏在宁国、云南等地“日集诸生文会讲学”，传其邪说，并称：“数年来，始有直以释老之说为孔子之说，又以禅老在孔子上，直搀入于文章如科举文字者，又以传注为支离，而其言惟以讲为学，会众聚徒，即是不事修为阶级，以知为道，血气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归于禅老，后学皆不以经书为本领，内则心无所主，外则其言不归于禅老，则归于庄列，子史文体遂坏矣。”其时罗汝芳已逝世十年，秋后算账，似不厚道。但礼部左侍郎摄部事余继登仍借“疏中辟邪崇正之论”，“移文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御史及各该巡按，遍行各提学官，地方中但有罢闲官员、山人方士、学佛学仙者，昕其于山林空寂之处各修其业，有于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数十人者，即行驱逐。其不由抚按具题擅立书院、祠宇者，即行禁约，并禁坊间所刻离经叛道新说诸书，不许鬻卖。士子行文，务依二祖所颁示《集注》《大全》为主，而参以《蒙引》《存疑》诸书，各阐理道，勿杂禅机。提学校文，务取不背经义纯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说者不准入学，生员仍用新说者径自黜革。至于乡试、会试行文，知会一体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该科指实参治。庶异说渐熄，圣学自明。”如此驱逐学人、禁刊新书、禁立书院，可谓凌厉。但从《明史》“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的记载来看，“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立书院，联讲会，会众聚徒，以讲为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数年之后，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更将书院讲学推至另一个层面。
　　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对书院以讲为学的批评却是共同的。这表明，在反对者看来，从正嘉到隆万，数十年间，聚众会徒，以讲为学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阳明后学而言，以讲为学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讲学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魏、杨、余等人的反对基本上还是在学术层面的交锋，虽然余氏之驱人禁院之议，几乎可以视作嘉靖、万历禁毁书院之后续动作，抑或看成是天启之毁的前奏，但终究还没有包藏明显的祸心，离政治之险恶尚有足够安全的距离。正为如此，在经历东林书院一东林学派一东林党的惨案、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清代康熙晚期的学人胡煦可以留下比较中肯的评说文字，其称：
　　朱子之学以学为学，后儒之学以讲为学。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借朱子而指摘阳明者。圣人之门，贵行而不贵言，使朱子而居阳明之时，不识能逮阳明之事功否?
　　胡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已身处18世纪初而远离晚明当年的是非场景，所言属公平之论。因而，我们认同并赞赏其由“以学为学”、“以讲为学”分别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朱王之学互为参照，可以得出“以讲为学”是明代阳明学人书院讲学的一大特点的结论。
　　何以阳明学者要不同于“以学为学”的程朱理学传统，而高扬“以讲为学”的旗帜呢?这与阳明后学秉持“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须口口相传”的师训不无关系。《王阳明全集》附录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一文，其称：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
　　由此可知，王阳明对“面授”和“口口相传”的讲学方式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受教者学之浅深，相机而授，广布其学于天下同志。至于“笔之于书”，和口传、面授相比，其力“十不尽一二”，相差太远，不被王阳明看好。
　　先师既有如此圣训，阳明后学形成“以讲为学”远胜“以学为学”的普遍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以面授和口耳相传为主的“以讲为学”，比之以读书和穷尽经史为主的“以学为学”，要优越、快速、有效得多。更何况孔圣人早就慨叹，“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明，本来就是古之明训。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阳明学人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