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巡抚的丁思孔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发展官学，使湖南的教育事业有长足发展，湖南科举相对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观，“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来抚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学校，以振兴鼓舞之。是秋湖南获隽者，竞得一十七人。”此次湖广乡试录取举人63名，湖南中举者占26％，这对科举相对落后的湖南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此次科举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为使湖南士人在乡试中更有竞争力，他们将全省最优秀的读书人集中到岳麓书院，进行更加系统而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由当时担任长沙府同知的赵宁负责考课，“嗣后，复集所部子弟员，拔其尤纳之书院，使卒其业。命宁司董戒之役。宁不揣谫陋，从公鞭弭，得与诸缝掖相周旋者两季，于兹月辄一试，糊名而进，公目览手衡，随置甲乙。”通过这种考前强化训练，极大地提高生徒的应试能力，使他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更容易脱颖而出。
此后，为科举培养人才一直是岳麓书院最为重要的职能，这在整个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科举考试成为书院教学的指挥棒，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或者调整都受到书院师生的关注。清代编纂的《岳麓书院志》都将有关朝廷颁布的有关科举与书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同治六年(1867年)编撰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录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朝廷出台的有关书院与科举的相关政策，比如这一卷中收录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闱的上谕，以及湖南巡抚李发甲请求分闱的奏疏等等。可见，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多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重要的职能，岳麓书院也不例外。
三 书院教学：培养科举人才
在科举重八股文的氛围下，书院教学自然也是以八股文为主。山长既是书院的行政长官，也是书院教学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长的知识层次与经历对教学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名是进士出身，其中欧阳正焕、熊为霖、罗典三位山长曾在湖南乡试时高中解元，因此他们对科举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已经相当熟悉。
不仅如此，笔者根据《清秘述闻三种》和《岳麓书院山长考》对岳麓书院山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进士功名的22位山长中，有多达16位在出任山长之前曾经担任过乡会试考官或学政。比如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先后担任过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乡试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苏学政等职务。清代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和学政职务者一般都具有进士功名，岳麓书院的16位山长能从清代总数达26849名进士中脱颖而出担任考官，实属凤毛麟角，这说明他们的才学与品德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学政让他们能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科举考试的运作程序，进而能对书院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龙瑛从自己担任乡试主考官录取考生的经验出发，要求生徒在应试时必须用心作文，他说：“言为心声，因其言以考其学与识。而其心术之所向，与夫品诣之所成，亦从可知。彼逐新趋异，夸目尚奢，专事揣摩剽窃之术者，所蕴不深，所发必不厚。《易》曰：‘修辞之诚’，《书》曰：‘辞尚体要’，斯固别裁之准的也。”
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是岳麓书院师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对于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重要内容，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并恰如其分地写出评语，使生徒能根据评语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对于八股文的写作，这一《学规》也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李文熘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也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历代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曾担任岳麓书院二十七山长的罗典多次编辑印刷《岳麓书院课艺》。《岳麓文钞》中收录了他的两篇《岳麓书院课艺叙》。嘉庆五年(1800年)，罗典第一次编辑课艺时得到了其学生、贵州学政周锷的支持。周锷为罗典执掌书院时的生徒，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5年之久。在书院求学时，他从前人的课艺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因此任贵州学政之后主动请缨协助罗典编辑课艺，罗典说：“其(周锷——引者注)初时其学其为文，属某题某姓名皆借为观摩，以收益者。至后来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观尽识。乃欲携其简定录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为余二十年来着其五色品题之盛心噫，又怪矣。师弟子之传习相仍，亦会有是耶。因急就案头及东西斋，裒辑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数月即印刷装钉，便邮传至。”罗典首次编辑的《岳麓书院课艺》收集了优秀的八股文习作160余篇。此后，罗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编辑、刻印《岳麓书院课艺》。嘉庆十一年(1811年)罗典在续刻《岳麓书院课艺》的序言中，大肆宣扬书院科举教育的效果，特别提到了嘉庆十年书院生徒彭浚状元及第的荣耀，他说：“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进士榜，衡山彭君浚号宝臣得巍然大魁，洵遥省仅事，亦自有书院以来未之闻。南岳发祥科名之浸盛，今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书院自创建以来的惟一状元，也是清代湖南两位状元之一，山长罗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此后，欧阳厚均编刻《岳麓书院课艺》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时文习作223篇，编成《岳麓书院课艺》。应该说，这些课艺与书院其他藏书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岳麓书院是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著名书院，山长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因此他们在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同时，还向生徒传授程朱理学、史学和经学知识。山长们认为经、史、文学是应试科举的基础，“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其于法律，则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为文也，其足以阐发圣贤之精蕴，而自然不戾于绳尺。”
自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历代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将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清代也不例外。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由于清代科举的头场八股文从《四书》中命题，并要求运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来写作八股文。因此，通过系统学习程朱理学是写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岳麓书院的这一学规的要求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第三问的试题内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书院生徒参加此次考试，肯定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契合科举考试内容，从而能满足生徒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地区科举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史志称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王文清执掌书院时，不少生徒获得了科举功名，其中还有几位生徒进士登第，他对此非常满意，在《岳麓留别诸子长句中》自豪地宣称：“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罗典的门人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嘉庆六年(1801年)其门人周锷说：“岳麓书院自慎斋罗老夫子以壬寅来主讲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业生徒统计领乡荐，捷南宫与拔优行，及举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数十人，内官如翰林部曹教习，外官如民牧司铎类，皆卓然自立，有以仰体夫子之教”。罗典门人欧阳厚均执掌岳麓书院时，更是人才辈出，科举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数。道光五年(1825年)乡试时，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名下贡举四十有九人”，占该科湖南乡试录取正榜和副榜共计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强。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书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举人的40％，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时走出岳麓书院，踏上场屋竞争之路，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
当然，笔者强调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密切关系，并非要否定岳麓书院在学术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有利于生徒的应举，而且生徒通过科举及第之后，又能进一步推动书院学术，乃至与书院相关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如岳麓书院生徒欧阳厚均科举及第入仕为官，后长期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贺长龄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时的生徒，乡试高中第一名，嘉庆十三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贵总督。他邀请岳麓书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编撰《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发行之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士子经世学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及第是贺长龄有能力组织并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编纂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