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关键词]科举内容；书院教学；乡试试题
　　
　　科举作为中国历史上制度最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科举考试内容对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往往成为各种教育机构教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多数书院是为科举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内容与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几乎重合，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书院研究者所认可。我们在研究书院教学与科举关系时，多是从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它相关的史料出发，而对科举制度的史料则相对忽略，使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关系未能较为具体地呈现。
　　拙文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为例，选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书院——岳麓书院为个案，分析科举考试内容对其教学的影响，力图将二者的关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一　乡试考题：对考生知识水平的全面评价
　　
　　自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清代科举的考试内容虽然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八股文的优劣仍然是考生去留的最主要依据。笔者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考题为例，来分析八股文对于考生知识结构的要求。该科的正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副主考是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担任阅卷具体工作的同考官共计9名。该科录取举人62名，解元为邵阳县学廪生何泽洪。另取副榜9名。
　　第一场的《四书》题是：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万钟则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一题是出自《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二题出自《中庸》。第三题出自《孟子·告子》。从八股文的命题类型来看，这三个题目都属于乡会试命题中常用的大题，而且基本上都是单句题，这种考题的意思相对完整，比较容易把握主旨。高塘的《论文集钞·题体类说》云：“能工此，则诸体无不工，譬如学书者，不工于楷，未有能工于行草者也。”在他看来，这种大题能最有效地测量考生写作八股文的水平。
　　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清代乡会试考官普遍重视考生第一场八股文写作的优劣，将其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而相对忽视第二、三场的答题情况。清廷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要求考官重视第二、三场的阅卷，并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录取名单。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朝廷颁布上谕：“至于二、三场策论，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今会试伊尔，着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殚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收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疵缪荒竦者，朕惟于主考官是问。”尽管如此，科举录取偏重第一场八股文的惯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偏重头场，使得头场的“四书文”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写出能让考官赏识的八股文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而考生仅仅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和一定数量的八股文范文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经、史、文学知识，并进行刻苦的八股文写作训练才能达到。换言之，要写作优秀的八股文，必须有扎实的经、史、文学功底和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在为科举制度辩护时，认为“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可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曾经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的状元韩菼在《乙卯顺天乡闱墨序》高度肯定了八股文测量与评价士人知识水平的有效性，他说：“八股之格，虽若小道，而命题必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非孰复于其胸中，无以言也。《四书》《五经》之书孰之复之矣，非贯穿浃冶，以周、程、张、朱子之书，犹无言也。《四书》《五经》、周、程、张、朱子之书，既知其相为表里，其于三才万物之理，离合分刌忽之间，与夫古今礼乐制度，沿革与坏之故，皆可以有所发明，而言之廓如矣。”他进一步认为，要写好八股文，仅仅只学习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广泛地学习史学和文学知识，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八股文的写作之中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他说：“(八股文的写作——引者)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粱、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正是由于八股文能较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因此从减轻阅卷压力的角度而言，考官将头场八股文作为决定录取的关键是有其合理性的。
　　实际上，不仅八股文能全面考查考生，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考题也能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咸丰元年湖南乡试第三场的第三问为例：
　　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着实，可举其语?《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蒯，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这一问包含了11个小问题，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程朱理学知识的程度，命题者不但要求考生能列举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而且能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比较。这需要考生对宋儒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而宋代程朱理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哲学体系，系统地把握这一体系是有相当难度的。如果考生没有较好的儒学、史学基础，根本无法很好地回答这种类型的考题。
　　从湖南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乡试的考题来看，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到儒学、文学、史学，甚至是地方史等方面的知识，考查的知识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围，能较为全面地考查士人的知识水平。书院教学能否为生徒提供这些应试知识呢?或者说书院教学能否满足生徒读书应试的需求呢?
　　
　　二　修复书院：满足士人读书应试的需要
　　
　　清初，为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必须笼络汉族士人，因此满族贵族毫不犹豫地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让汉族读书人有仕进之途。在科举的诱导下，全国读书应考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官学数量明显增加，但教官数量明显不足，官学很难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士人为能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便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 对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清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抑制其发展的政策，转而实行引导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统治策略。至雍正年间，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显，这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乾隆认为通过发展书院，可以补充官学之不足。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为科举服务成为清代书院的最主要职能。
　　清初岳麓书院恢复办学的动力亦是为科举服务。顺治九年(1652年)修复之后，岳麓书院并未充分发挥其培养科举人才的职能，至康熙年间再次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鞠为荒榛，南轩义利之辩不闻，考亭安抚之贤难遘，遂致科名替落，敩学衰微”②的衰败局面。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重修，基本恢复了明代岳麓书院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周召南支持修复岳麓书院之后，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他说：“予愿有志之士敬业于此，以求道与仁之实际，而大用于天下。勿徒滋朱陆之辩，而成洛蜀之竞也。斯社稷赖之矣。”在他看来，岳麓书院的未来发展不必再以讲学为重，而应重在为朝廷服务。而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对朝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科举人才。然而，因受“三藩叛乱”影响，岳麓书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次遭受战火的重创，重修之初确立的办学目标也没有实现。
　　十一年后(康熙二十三年)，湖南巡抚丁思孑L重修书院，聘请郭金门任山长，岳麓书院再次步人快速发展的轨道，科举应试知识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丁思孔说：“乙丑秋仲，而圣殿两庑斋舍成，招致生徒肄业其中。设赡饩廪，每月课试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为多士劝。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负笈来学者日益众。”书院教学与考课制度结合起来，吸引了众多读书人前来求学。丁思孔也亲自参与书院教学，经常在公务之余前往书院检查生徒的学习情况，毛可际说：“每公余之暇，课其会业，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叹，以为祝记以来所未有也。”为便于岳麓书院开展八股文教学，丁思孔和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一起编辑了八股文选本——《岳麓书院试牍》，时任山长的郭金门为之作序，其中特别提到丁思孔等地方官吏在编辑这本八股文选本时所起的作用，他说：“今天子好文，廷臣屡上书请正文体，海内力学嗜古之儒，彬彬称盛，而长沙燹冷之余，会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马赵，风起文澜，一笔一削，点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窥其全豹，因之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