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关键词]尊经书院；近代蜀学；张之洞；王闿运
四川尊经书院的创建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过去对近代蜀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杨锐、廖平、宋育仁等少数知名人物的生平、学说上，而忽略了造就这些人物的一个特殊机缘——尊经书院。尊经书院这一前提的缺失，往往使近代蜀学的研究变成了对某氏之学的分析和解读。虽然，这样的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但是，如果要试图把握近代蜀学的特质，这种过分偏重于某氏之学的研究进路，很可能在出发点上就已经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对蜀学两大学术传统的混淆不清。这两大传统，一个是官学传统，一个是家学传统。某氏蜀学的语境最初是在家学传统中产生的，例如，《宋元学案》列有《苏氏蜀学略》，此后，明代的杨氏、清代的费氏、民国的刘氏等等，都是以家学的面貌出现在蜀学史上。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蜀学并不是在这种家学传统中孕育产生的，它承继的是一个比宋代以来的家学传统更为悠久的传统——汉代的官学传统，相传这一传统才是蜀学诞生的历史本源。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近代蜀学，在学统上认同的是官学，而非家学，这一点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尊经书院初名“受经书院”，取自《华阳国志》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这句话，后因“有人议及受经须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始改为“尊经书院”。又如，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都直接反映出其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此外，尊经书院刊刻的《蜀学编》(又名《蜀贤事略》)在建构蜀学学统的谱系时，也将西汉蜀守文翁派往长安受七经的张叔文(张宽)列于第一，奉为蜀学不祧之宗。这表面上是尊崇张宽，而实质上却是表彰文翁兴学，而文翁所兴之“学”就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学校。今天，我们把近代蜀学的学脉和统绪归入官学传统，既是对过去脱离尊经书院谈蜀学的错误视角的纠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蜀学的基本特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尊经书院出发，近代蜀学兴起的许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而本文撰写的缘起和旨趣也正在于此。
一 尊经书院的创建
四川尊经书院始创于同治十三年(1874)。这一年，历时近十五年、波及十八省的太平天国战乱已结束整整十年。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方略，“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大乱之后的大治，兴办教育是当务之急。另外，这一时期，以卫道自任的湘军集团在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起到了保护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为接下来的学术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从宏观的角度说，尊经书院就是创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资料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无须本文赘述。这里只着重探讨尊经书院创建的直接原因，以及张之洞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指出：“清代中后期，省级书院又有新的发展，除原来省会书院之外，在很多省会城市又增设了一些在全省或两省范围之内招生的省级书院。……这批新兴的省级书院和雍、乾时期的会城书院相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们的主流或如诂经精舍、味经书院，其创建的目的是以经史实学去救书院堕落为科举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传统，推古求新，重振书院事业。”尊经书院即属于这类新兴的省级书院。蜀督丁宝桢在论尊经书院创建缘起时说：“尊经书院之设，盖有见于当时之读书者自初入塾时，率皆人执一经，至老而卒，无只字之获解，有志者悯焉。因特立一院，以为攻经之地。”
在此之前，四川仅有一座省级书院——锦江书院。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内容落伍，与当时的学术潮流严重脱节。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曾说过：“国朝初建锦江书院，大抵惟科举是务，虽曰习经，涉猎而已，未有专业教者，即欲以古学倡，其如规模之未具何?”因此，重新创建一所“以通经学古课蜀士”的省级书院就势在必行。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简放四川学政。次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另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督部吴勤惠公(棠)商建尊经书院，刻期兴工。”所谓“造就不广”，即指锦江书院没有培养出多少有成就的人才。这应该视为当时创办尊经书院的一个初衷，而且是在张之洞入川以前，就在川内人士间形成的一个共识。但为什么会迟至张之洞入川以后，才得以实施呢?从现存的一些史料来看，吴棠对书院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扶持，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内容落伍、人才造就不广的问题，一切的关键还在于究竟该办一座什么样的书院才能实现“绍先哲，起蜀学”的目的。
这个关键问题最终是由张之洞来解决的。川督赵尔巽《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请宣付史馆折》引用川籍绅士伍肇龄等人的话，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成绩：
自同治初年(按：“初”应作“末”)，该大学士(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士风始为一变。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则会商前督臣吴棠，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肆(按：“肆”为“肄”之误)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藉供生徒浏览。并开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自是比户横经，远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学矣。
这段话精要概括了张之洞为尊经书院作出的五大贡献：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庋藏、开设书局。下面分而论之：
1．会商总督
清代省级书院一般置于总督或巡抚直接控制之下，要创办一所新的省级书院也不可能破例。所以，尊经书院的创建必须先与川督吴棠协商，再由吴棠直接奏请朝廷批准。张之洞在这方面显然具有前几任学政所没有的丰富经验。早在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据《张文襄公年谱》：“湖北原有江汉书院，因旧制不足以容多士，早时李文忠公鸿章，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因商之文忠，别建精舍，名曰经心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不过是湖北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地点由湖北武昌变成了四川成都，会商的总督由李鸿章变成了吴棠。此事如果别人遇上或许会不知所措，但对于张之洞来说，却是有迹可循、驾轻就熟。
2．延聘名儒
何一民先生曾撰文谈及选聘山长对于尊经书院的重要性：“书院的山长于书院的声望和发展关系极大，故选聘山长十分重要。尊经书院之所以能声名大噪，与历任山长有很大关系。”其实山长的人选不仅关系到尊经书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还会决定将来蜀学发展的基本风格和走向，所以事关重大。按照清制，省级书院的山长由督抚亲自出面聘请，但在背后拟定人选名单的实际上是张之洞。据考，尊经书院创建之初，曾向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闿运等学术巨擘和文化名流发出过邀请，真可谓集一时之选。虽然，这些学者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受聘。但是，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多方罗致名师的功劳不可埋没。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延聘张文虎，张文虎的《舒艺室诗存》记载了这件事，诗题为《蜀省新建尊经书院，制军吴公(棠)奏开书局，以张香涛学使(之洞)言，介李制军(宗羲)书来欲属予此席，辞之而副以诗》。此外，李慈铭、王闿运皆为同治十年(1871)张之洞寓京时诗酒唱和的老朋友，延聘他们也极有可能与张之洞有关。而王闿运后来受聘入川，开创了近代蜀学的一番新局面、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张之洞当初推荐所埋下的伏笔。
3．手订章程
张之洞手订的章程，至今尚未发现。后人有将《创建尊经书院记》所列的十八条学规说成章程的，实乃似是而非。按《创建尊经书院记》：“督部盱眙吴公与薛侍郎使之洞议其章程。事属草创，未能画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将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榷定议。诸生屡以记为请，曰：砻石三年矣。乃进诸生而语之曰：奚以记为哉?诸荐绅之公牒、吴公之奏牍缘起备具，是即记矣，不劳复出也。若夫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愿得与诸生说之。”这段话已明确指出了是张之洞受吴棠、薛焕之托草拟章程，章程拟好后，尊经书院诸生请张在章程前面再写一篇记。这是模仿阮元制订诂经精舍章程的体例，前面所引赵尔巽《请宣付史馆折》“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可以为证。还有，张之洞《致谭叔裕》称：“章程有稿存案，《书院记》即学规。”也是一个明证。总之，《创建尊经书院记》不是尊经书院章程，是写在章程前面的一篇长记，而张之洞手订章程时曾参考过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规制，虽然尊经书院章程今已不存，但从《学海堂志》、《诂经精舍志初稿》中可以略窥端倪。
4．扩大庋藏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曾胪列清代各地藏书确有数目可考的书院，于“尊经书院”条称：“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光绪年间，学政张之洞购置图书数千卷。”此处有两点需要补充：第一，张之洞捐俸购置的书是二百余部。《创建尊经书院记》明确记载：“除官发外，使者捐置二百余部。”应以此为准。第二，尊经书院的藏书远不止“二百余部”或“数千卷”。目前所知的尊经书院初期的藏书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官府置备，一是个人捐赠。官府置备的书称“官发书”，具体数目不详，据说有数万卷之多。除了捐置书籍，张之洞还为尊经书院拟定了进一步的藏书计划：“凡切要同看之书，院中须各置十许部，若注疏、经解、正史、《通鉴》《提要》《说文》《玉篇》《广韵》及考据家最著之书，周秦诸子、大家文集之属，虽费数千金，其效甚钜，不足靳也。”除此之外，尊经阁的借书制度也是张之洞制一手订立的。
5．开设书局
尊经书院开办后，由于教学的需要，对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例如，按照蜀督吴棠的提议，“入院者人给《五经》一、《释文》一、《史记》一、《文选》一、《史记合评》一。”这个类似于教材性质的书单包括：《五经》(《相台五经》)九十三卷、《释文》(《经典释文》)三十一卷、《史记》一百三十卷、《文选》六十卷，《史记合评》六卷，合计320卷。尊经书院首批招生一百名，则需购书三万两千卷。这些书中，除了《史记合评》(即《归方评点史记合笔》)是用吴棠所刻望三益斋本之外，余下四种均由尊经书院刻印。张之洞对刻书十分重视，在《书目答问》中附有《劝刻书说》，认为刻书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但是，由于书院草创，经费不足，张之洞时期的尊经书院“主要刊印一些经史小学类重要书籍，除《书目答问》《輶轩语》外，几乎都是重刻本，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借用成都书局覆刊内府本刷印的。”尊经书局刻书事业的真正辉煌，则要到王闿运掌教之后了，但是，张之洞的草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除了上述功绩之外，张之洞还为四川的学子们编写了两本重要的学术参考书：《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輶轩语》分“语行”、“语学”、“语文”三篇，着重讲治学的方法。《书目答问》是一本目录学著作，它开列了初学者宜读四部要籍书目及最好的版本，为学生指点治学的门径。这两本书后来曾风行一时，令四川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蜀地的学子们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
张之洞离任后，在致继任学使谭宗浚的信中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倦倦不忘。”可见他对尊经书院寄予了很深的感情，后来官居要职之时，仍对尊经书院的学生偏爱有加，屡屡提携。同样，尊经书院的学生也对他尊崇备至。例如，杨锐称颂张之洞是“举巴蜀而齐鲁之者”，这句话用的是《华阳国志》“文翁兴学”的典故：“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杨锐实际上是把张之洞视为文翁再世。
二 尊经书院学风的形成
按照张之洞等人对尊经书院的设计，大约是想模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学制，为四川培养出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学术倾向上是偏重朴学的。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邀请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皆为江浙一带的朴学大师，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大师都没有接受邀请，最后只好选择薛焕为山长。按照清代的惯例，“督抚聘请名师为山长，其资格为大儒或本省还籍一二三品之巨官。”薛焕是个在籍侍郎，而非大儒，他是以正二品巨官的身份出任山长的，在学术上并无建树。真正影响书院学风的是两位主讲：钱保塘、钱保宣。二钱都是浙江人，据说，光绪四年(1878)冬，“学政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可见，在尊经书院初期，江浙派学风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王闿运掌教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学术上从江浙派一变而为湖湘派，这是尊经书院学风的一次重要转向。过去，研究者大都将其简单归因于受王闿运的影响，而忽视了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试问，《蜀秀集》刊成，为何会有“识者称为江浙派”?如果了解一下当时那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句话是有弦外之音的。此处的“江浙派”，表面上固然可以理解为学术上的江浙派，但其深意恐怕是暗指政治上的江浙派。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到了光绪二年(1876)，这个案子已经发展演变为朝中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牵涉甚广，“其中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而四川总督丁宝桢恰好就是这场斗争中的风云人物，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成为两湖籍官员的首领，同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势力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浙江籍的二钱在四川被指为“江浙派”，指认的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此后，二钱在四川官场和学界遭到排挤，而尊经书院的学风也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实施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湖南人王闿运。
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受到总督丁宝桢极高的礼遇，入院后，“樨公来，设拜执礼甚谦，近今大吏所难也。”王闿运感于丁宝桢的殷情和蜀中士习的驯善，于是舍己芸人，以成蜀学，前后凡七年。在这七年中，王闿运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