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 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汪洋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第三，对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进行润色、注释和评析。这在蔡尔康任职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万国公报》第84册刊登了《强学会序》一文，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及评析有：“突厥虽式微，今犹自执政柄，割地、废君似未可据为定论。”“黑人未知教化，似更非守旧比也。”“外视、歧视在所不免，或未至尽成仇视。”“妄增数字曰：桀黠之辈，道路以目；忠愤之徒，江湖满地。”《万国公报》第152册登载了英国传教士山雅谷译的《英史关系论》第二篇——《十八周英国时局》。蔡尔康在“十八周”后加按语解释道，“即耶稣降世后一千七百一年至(一千)八百年”，在“英国时局”后加的按语为“此书英文元本，义精识卓，诚为著作名家。上卷《公报》录第一章名曰《兴国关系》，似未醒目。今拟改此名，且不揣凡庸，特就译文悉心删润，未知较第一章辞义优劣如何?愿质山公并谂阅者”。《万国公报)第155册登载了刑部主事李希圣撰写的《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节本》。此文先列政务处开办条议原文，然后是李希圣的辨析，再后是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其中有一段条议云：“必先正中国之人心，乃可行西国之善法，正本清源，匪异人任矣。”李希圣辨析道：“条议之言，先后倒置，请易之曰：必先行西国之善法，乃可正中国之人心。”蔡尔康所加的按语则为：“请下一转语曰：必先明西国之善教，乃可行西人之善法。”上述数例充分说明，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并非“录而不作”，而是按自己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论的。
由于华人知识分子是以上述数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的，故而他们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有维护民族利益、体现时代呼声的一面，但是，长期与传教士相处，且又是受雇性质，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言论也就会出现如蔡尔康所说的“我本无所有……不过作一留声机罢了”的情况。尽管如此，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的贡献仍不可小视。《万国公报》能够刊行近三十年，并在晚清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华人编辑们的辛苦劳作是分不开的。
